如果我们认为，拥有一个健全公正的制度就拥有了一个美好的社会和幸福的生活，那我们就高估了制度的能力和而低估了人的决心。制度是必要的，但仅有制度是不够的。制度能“管人”，但不能“治心”，这是制度的根本性局限。
有这么一个案例：一天，公司业务忙，下班后仍有不少员工在埋头苦干，此时天色已晚，于是，部门经理亲自掏钱买来盒饭，大家用餐之后，工作更加来劲了。事后，大家觉得不好意思，于是决定设立一个制度：日后，如有类似情况，由公司统一购买派发给继续加班的员工。然而，当员工再次拿起盒饭，还没吃就开始抱怨：“这叫菜么，是人吃的吗，喂兔子差不多。”这时，大家再也没有之前的劲头了。我想，这很是值得我们玩味。
另外，有些东西制度是不能规定的。例如，我们可以要求学生上课不许睡觉，不准交头接耳，但制度不能规定学生必须认真听课，这种规定是可笑的。学生可以守规矩地“看”着黑板，但此时可能心不在焉，魂不附体，“不做与课堂无关的事情”不等于认真听课。可见，在“心”这一形而上的层次，制度是无能为力的。治心须用心。一个国家，一家企业，除健全的制度之外，安人之道才是根本。
中国先哲早就意识到了“心”的重要性。“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也，失其心也”（ 《孟子》 ）。“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 《管子》 ）。此类论述在中国古籍中比比皆是，这里不作赘述。对中国历代执政者来说，如何使天下归心，这是他们面临的首要问题。时至今日，“得民心者得天下”依然是中国政治正当性的关键依据。
这里，我们不难理解，为何中国最终选择儒家而不是法家或其他。法家能富国强兵以“打”天下，却不能安心乐民以“治天下”。法家设想一个纪律严明，赏惩为准的有序社会，但这仅仅是好生活的条件，此时，生活还没有开始。重要的是，人们并不愿意被法律和纪律所规训，心总是活的。有时，人们或许会遵纪守己，但这并不意味着“接受”，可能是，此时此地，根据现有的“游戏规则”能更有利地获取更大的利益。心向往的是利益，而非规章制度。
法家没有给出“治心”的有效方案，真正提出治心方案的是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和孔子的儒家。老子的方案是极端的，他希望通过“灭心”以治心。“绝智弃辩，民利百倍，绝伪弃虑，民复考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故令有所属，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绝学无忧”，“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 《道德经》 ）。老子试图以“釜底抽薪”的方式彻底解决“心”的问题，但代价太大，因为一个无心的生活将是穷极无聊的。这注定要失败，谁能忍受一辈子的无聊。
不同于老子的消极，儒家方案是积极的，他希望通过“复礼”来改造心灵。众所周知，儒家尤重礼仪，特别是伦理规训，强调习礼修身，以便更好地管理心灵。不过，儒家设想终究令人失望，原因在于：1，相较于高尚道德，人们对蝇头小利更感兴趣；2，儒家注意到了美好情感符合心灵渴求，但“心”须通过生活去滋养，而不是用“礼”来规范；3，后世儒家将“礼”改造成森严的等级制度，限制了心灵自由，这就背离了礼的根本精神，也违背了治心的初衷。
周朝灭亡之后，天下分裂，诸侯争霸，战火纷飞，百业荒芜，民不聊生，此后，思想家更关注天下的治乱，统治者更关心政权的稳固，从此，中国政治偏离了周的政治设想。先秦百家在不同角度继承了周思想，但在某种意义上讲，他们都没有深得周思想的精神。后周政治关心的是政权与治乱，而周政治关心的是百姓的健康与幸福，这是完全不同的政治境界。
如何治心，周给出了一个极富创造且极其高明的方案，按赵汀阳语：“把家做成天下，同时，把天下做成家”。周的确洞悉了人性，它敏锐地察悟到：心需要呵护，而心最渴求的便是“安”，心需要一种依靠，而人生之中最大的依靠便是“家”。无论境况如何，“家”永远不会抛弃我们，有了家，就有了分担，有了家，就有了情感的寄托，心灵的归属。然而，严格意义上的家是狭小的，“家”需要外推，以满足心“安”的要求，于是，我们中国人到处称兄道弟，讲究哥们情谊，力求人际和谐。心安缘于家安，家安缘于国安，国安缘于天下安，这便是“家-国-天下”这一中国式伦理推进的一个最为重要的根据。为什么我们倡导“爱家、爱国、爱天下”，为什么我们常以大局为重，为什么我们愿意为国家、为集体而牺牲个人利益，正是因为我们要维护一个让心安的家，让家安的国，让国安的天下。（以集体主义/个人主义来叙述中国就完全错了，中国人可以团结得令人惊叹，也可自私得让人绝望。）家是小的天下，天下是大的家，这样，世界在情感上就牢牢地“拽”在一起，也使得“和”理念成为可能。
直到今天，对于家，我们依然有着如此强烈的、难以割舍的情怀，不得不承认，周的“家”策略的确是卓尔有效的治心之道，它似乎毫无抗拒地为人民所接受。与诸家方案不同，“家”不仅满足心灵渴求，同时导向了卓越生活，这是周策略得以成功的关键。后来思想家过于重视天下之治乱，无论是“灭心”还是“修心”，都导致了心之死。心之死意味着生活之死，生活之死意味着政治失败。
如今，世界已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但“治心”依然是重要的思想命题，它不仅是一种政治需要，同时关乎幸福生活。有序社会是幸福生活的必要前提，健全而公正的制度是有序社会的保证，但制度化的生活是反生活，这点不得不察。制度不能治心，治心须制度之外予以人性关怀。家策略是有效的治心之道，但只是“之一”。人心是微妙的：人心很难改变，但说变就变，人心不容易满足，但深知知足而长乐······人心不死是“危险”的，但人心之死却是有害的，我们就是在这种悖论中创作心所向往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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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发表于 中思网 ，2010.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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