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纪念碑 —— 观《庚子惊梦》

12月 7th, 2020 § 0 comments § permalink

 

文/梁栋﹝LeungTong﹞
 

惊梦由纪念碑开始。我们看到一座英雄纪念碑,镜头由英雄的眼睛开始,拉远,移动,推近,最后落定在另一位英雄的眼睛上。英雄的眼睛,装进了什么?看见,是一种隐喻。纪念碑下,一名黑衣演员躺在舞台正中,据闻,纪念碑是他的公共艺术作品,他没有预料到,自己会从纪念碑上面摔下,同时被骂得体无完肤。伴随影像,我们听到一阵阵嘈杂之声,纪念碑下面的群众在议论什么呢?听见,也是一种隐喻。剧场在思考:

什么时候广场成为反面的教材?什么时候历史缺乏辩证的概念?
什么时候剧场失去存在的价值?什么时候问题成为问题的开始?
什么时候群众成为反面的教材?什么时候广场缺乏辩证的概念?
什么时候历史失去存在的价值?什么时候剧场成为问题的开始?
什么时候问题成为反面的教材?什么时候群众缺乏辩证的概念?
什么时候广场失去存在的价值?什么时候历史成为问题的开始?

以上,既是剧场的问题,也是文化的问题,折叠成潜意识,潜入梦中,在历史的不同断面,反复出现。这是偶然吗?庚子年似乎总是多事压抑。庚子年的不平静,是天灾,是人祸,还是更深层的文化潜意识?

第二折,一曲《牡丹亭·山坡羊》把我们带入汤显祖身处的年代。没乱里春情难遣,想幽梦谁边,和春光暗流转。我们已难以想象那个遥远的年代,那时女性不自知的压抑。I can still fuck,I can’t keep fucking。白衣女演员的独白,把我们拉进现实。我顶得住/我顶下去/我顶住它/我顶到底/我顶不住/我顶给你看/我顶心顶肺/我顶他的肺/我一直顶/我顶到底/我顶不下去/我顶到底/我一直顶/我一直顶/一直顶。这是现代人的信念。近些年(一直以来)频繁发生的性侵案件、虐童案件、少年自杀案件,等等,很多时候,都是由「I can still fuck」(我顶得住)到「I can’t keep fucking」(我顶不住)的嬗变。 可是,为什么我们不拒绝,不发声,不思辨,不改变呢。

在剧场,两个时空交错前行,我们似乎看到某些轮回,看到某些不自知的压抑在延续,某些被现代文明遮蔽了的文化潜意识仍然根深蒂固。忽然,一声声痛彻心扉的哭叫,把我们带进一片荒野之中,那里有座纪念碑。舞台在重复第一折的影像,我们看到一座英雄纪念碑,镜头由英雄的眼睛开始,拉远,移动,推近,最后落定在另一位英雄的眼睛上。纪念碑在观看,观看历史沧桑之变。

我联想到「青山」。按中国的传统史学意象,「青山」与「青史」相配,「青山」也是历史的观望者、见证者。赵汀阳在《历史·山水·渔樵》一书写道:青山站在社会和自然的界线上,正因为青山的跨界存在,所以成为历史的理想证人。在形而上的意义上,青山必与流水合体,才足以隐喻不变与万变之道,不停的流水对应不居的世事,不移之青山对应永志之青史,「山水」代表了历史无限性的形而上尺度。① 那么,纪念碑呢?为什么我们要营造纪念碑,纪念碑是否同样代表了历史无限性的形而上尺度?渔樵是山水的有缘之人,山水无言,渔樵代之,言历史而不休。纪念碑无言,营造者安静地躺着,蒙面黑衣演员在他身上轻轻地盖上一面白布。

第三折,黑衣演员脱下面纱,徐徐掀开白布,发现躺在广场正中的,正是纪念碑的营造者。他如此惊讶,如此惊恐,可是他忘了,营造者身上的白布,是他盖上的。爪哇古典舞者缓缓来到广场中央,爪哇舞者是一个有趣的设置,他前后两张面具,似乎在暗示,蒙蔽着的才是自己的本来面目,我们需要不同的标准面具/面纱以示人,我们都是「群众」的一员。黑衣演员随后坐在营造者身上,重新戴上面纱。什么是「群众」?按赵汀阳的研究,「群众」是基督教发明的概念,群众并非普通意义上的乌合之众,而是在精神上有着高度相似性的一群人,他们只想,也只能,看到同样的自己,而看不到同样值得理解的他者。以此,上级阶层可以以精神为名制造出人皆此心的群众,建立一种以精神为依据的权威统治,通过建立对社会的精神文化领域的统治而最后统治所有心灵。② 然而,如赵汀阳所指出,群众只是「同」,却未必「和」,因为弱化了心智的多样性与复杂性,人性变得单调而容易支配,却同时失去辩证能力与反思能力,因而无法真正解决实质性的问题。

所以,当黑衣演员A不停搬弄椅子,试图从不同角度去理解广场与纪念碑所发生的事情的时候,他真的能看清一切吗。当黑衣演员B几近癫狂地挥动手指,指着前方的时候,他真的知道自己的未来在哪里吗。最后,他们和纪念碑营造者一样,倒在了广场正中。人们总是相信自己是太阳,总是相信权力需要中心。剧场提示,这是路易十四太阳王(复数)赐予大家的幻象。于是,「痴男怨女」们在断井颓垣桌椅间寻梦,在英雄碑下姹紫嫣红间寻春,但我们都知道,在牡丹亭移形换影的中心,在紫禁城从未惊梦的中心,你并没有爱我,你没有爱过我,你从来都没有爱过我。在虚虚实实的中心、真真假假的中心,在疯疯癫癫的中心、兜兜转转的中心、条条框框的中心寻找情欲,寻找权欲,到头来,会不会是一场竹篮打水?

没乱里春情难遣,蓦地里怀人幽怨。/ 则为俺生小婵娟,拣名门一例一例里神仙眷。/ 甚良缘,把青春抛的远。/ 俺的睡情谁见?/ 则索要因循腼腆,想幽梦谁边,和春光暗流转。/ 迁延,这衷怀哪处言?/ 淹煎,泼残生除问天。(牡丹亭·山坡羊,昆曲)

Seasons came and changed the time / When I grew up I called him mine / He would always laugh and say / Remember when we used to play / Bang bang, I shot you down / Bang bang, you hit the ground / Bang bang, that awful sound / Bang bang, I used to shoot you down。 (Bang Bang ,Nancy Sinatra)

在剧场,两首曲/歌不断交替出现,意喻深远。四百年前,汤显祖以情爱书写挑战时代禁忌,「山坡羊」作为《牡丹亭·惊梦》中的一段曲词,铺排着当时女性所承受的压抑之情。「Bang Bang」作为电影《Kill Bill》的主题曲,轻唱着两性的美好与残忍。我们不禁想,情欲是否同构权力,谁是情欲的主体,谁是权力的中心?两性之间,家族上下,权力内外,背叛与服从,隐忍与抗争,欺骗与信任,意识与潜意识 …… 床第之欢与广场之痛有着怎样的隐秘结构?在剧场,在莫拉忧伤的旋律中,我们寻找伤风化床中术的魔幻中心、寻找示范淫行和行淫的界限、寻找欲迎还拒四处乱窜的公共空间、寻找颓垣败瓦良辰美景意淫的后庭风景、寻找残军败将欲海沉沦伤天败理剩下的枯枝败叶;在剧场,在一幕幕录像评议中,我们借以研究伤风败俗公然卖淫的风情、研究群交和杂交公民社会的高潮源头、研究我见犹怜一人一票前后夹攻的性交习俗、研究人尽可夫假智识分子摆出你上我下的民主姿势、研究无伤大雅牡丹亭惊梦的幽媾人文精神、研究残花败柳玉体横陈搔首弄姿的言论自由。我喜欢剧中这段文本,它给予我们无限思考。在某种意义上,情欲与权欲,是人性,是集体心智的一体两面。

第五折,在群众的惊恐与怒视中,纪念碑营造者用白布缠住自己的头,爪哇古典舞者缓缓来到广场中央,递给营造者一张面具,营造者将之戴上。营造者在独自言语:这里好像没有边缘 / 我发现自己在一个花园里面 / 我看不见花园有出口 / 我闻到很多烟雾 / 这个梦在剧场里面发生 / 我觉得四处有很多人 / 我只看到他们的身影 / 我听到很多枪声 / 舞台是不是花园 / 我好像看到你们 / 我是不是在做梦 / 我感觉自己存在 / 我站起来换个位置 / 我转头又看到你们 / 这个梦可以怎样完结。

第六折,一阵惊雷,庚子梦醒,营造者脱下面具,脱下缠绕在头上的白布,脱下黑色头巾,漏出本来面目。随后,他拿起面具,看着面具,戴上面具。一如第二折的白衣女演员,一直顶,一直顶,爬出象征权力牢笼的白桌子,随后又缓缓爬回白桌子。营造者在独自言语:这个梦可以怎样完结 / 这里好像没有边缘 / 我闻到很多烟雾 / 我在你的梦中 / 我转头又看到你们 / 我是不是还在做梦 / 我发现自己在一个花园里 / 我看不到花园有出口 / 舞台是不是花园。

营造者头缠白布的造型,让我想起勒内·马格里特(Rene Magritte)的艺术作品《情人》(Les Amants)。画中,一对情人头上蒙着白布,隔着布料亲吻。他们真的相爱吗?答案似乎不言而喻。然而,他们或许真的彼此相爱着,只是未能觉知自己曾蒙着白布,那是一份虚假的感觉。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剧场中,这一面白布,这一张面具,是一种隐喻,而现实中呢,它会是什么?是什么蒙蔽了我们的眼睛和耳朵,让我们不再看见,不再听见?令我们不再觉知,不再相信,找不到花园的出口?

丹尼尔·丹尼特在《心灵种种》描述了人类的四种心智:达尔文心智、斯金纳心智、波普尔心智和格利戈里心智。其中,格利戈里心智把他者的知识纳入自己的认知行为。我们终究是社会性的。他者的知识、经验、观念、思想无疑会丰富自己的认知经验,拓展思辨深度。然而,他者观念、传统经验、权力意志等等同样会被包装为某种意识形态,禁锢自己的思想认知。这点不得不察。例如,以乡土社会「教化权力」为核心的父权文化拒绝了每一个人的个性与成长,它复制着一幅幅遵从父权文化的面具,害怕思辨与充权,从而不断固化「教化权力」,也因此助长了文化主体的惰性。在父权文化中,我们把「识时务,识大局」(顺服)视为「成熟」,把「平庸」当作「常态」,我们没有意识到,这样的平庸让生命失去张力。再如,在强调平权的今天,女性仍然在用「男性眼光」来要求自己,仍然依赖传统加以的性别角色。现代女性虽然有了越来越强的女性意识及立场,却依然无法摆脱「男权思维」,反以男权的方式对待男性,甚至女性同胞。如是等等。往往,我们难以辨识周遭文化施加于我们的观念枷锁,而成为文化无意识中的一员。我们头上蒙着白布,未曾觉知亲吻的滋味。

2015年,Assemble Studio团队凭借作品《Granby Four Streets》成功斩获英国最重要的当代艺术奖 —— 透纳奖(Turner Prize)。与以往作品不同的是,Assemble带来的是一个街区振兴计划:通过跨领域协作、在地研究与商讨、以及不墨守成规的行事方式,以良善意念,藉由建筑设计与空间营造,与利物浦Granby Four Streets街区居民通力合作,改善生活空间,促成小型社会改革。有评论认为,Assemble Studio的作品让人们重新思考民主原义 —— 协作。本质上,人与人的关系、人与公共空间的关系、人与公共资源的关系,构成了政治/民主的核心要义。政治/民主就是在探讨这些关系的正当性,并以之建构社会。遗憾的是,民主原义被诸多以「政治正确」为名的政治实践所扭曲,渐渐限缩为选票、民粹主义、立场之争、诡辩、勾心斗角 …… 我们忘却了,「民主」本应藉由独立思考、辩证、批判、辩论而达成更为卓越的协作。

庚子年,新冠疫情肆意蔓延,以个体自由为名拒绝社交隔离是否是一种短见?我们如何在民主意志之下做出最优的公共决策,带来最大的公共福利?庚子年,逆全球化思潮重新抬头。庚子年,媒体评论环境越来越恶劣,各种反智言论盛行。我们能够因应公共空间面临的新挑战吗?如今,除了传统意义上的显性权力,由技术、互联网、媒体、金融、资本等所构成的隐性权力正悄无声息地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它们无处不在,我们无处遁逃。多重权力之下,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民主?可以肯定的是,失去独立思考与辩证能力的集体心智,一如头上蒙着白布,分不清淫行和行淫的界限。搔首弄姿的言论自由、人尽可夫你上我下的民主姿势只能带来群交和杂交公民社会的虚假高潮。

在剧场,在广场,在公共空间,我们是谁?扮演着何种身份?是公民,是人民,是群众?我们需要纪念碑吗?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纪念碑?纪念碑在公共空间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纪念碑承载了城市记忆、国族意志,在某种意义上,纪念碑以历史为精神权威,代表着一方意识形态。我们需要追问,纪念碑是否拥有历史无限性的形而上尺度?它何以启发后世?我们的文化以历史为本,而什么是历史呢?我们以历史为方法,又何以以史为鉴?赵汀阳在《历史·山水·渔樵》写道:青史变成如青山一样不朽的秘密在于:让事情变成问题,并且让问题永远成为问题,因此才能够以其永远在场的当代性去超越自身难保的现时性,永远作为未决问题而有必要理由永不退场。③

渔樵论古,把流水般的无常世事置换成没有定论的历史问题,进而构建一个可以不断征引的精神世界。在赵汀阳看来,这是渔樵的史学方法。书中,赵汀阳总结了渔樵史学三个基本性质:1)反思的对象是历史之道,而不是历史之事;2)以问题意识为主导的历史分析,不以任何政治、宗教或意识形态为标准;3)不给定论而始终保持问题化,通过不休的谈论去保证历史问题常新在场。④ 无疑,渔樵史观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只有将历史化为问题与方法,我们才能避免在「造言大历史自欺盗铃」与「造言小时代浸淫情䧟」之间无限轮回。

人们喜欢将过往的重大事件和英雄人物记录下来以追忆、缅怀、寄托希望。在某种意义上,史册、纪念碑、剧场之「一桌两椅」,都创造了一个记忆的空间。我们会在记忆空间里面寻找什么呢。渔樵明白,所忆述之事如果没有构成值得反复思考的问题,事迹就只能是笔迹,不能留存于精神世界而不朽,即便它产生了集体认同,成为集体记忆。纪念碑如是,剧场亦此。它们本应承载着一个无限开放的辩证的问题系统,而不只是限缩为一种封闭的意识形态。所以,什么时候历史失去存在的价值,什么时候广场成为反面的教材,什么时候剧场失去存在的价值,什么时候历史缺乏辩证的概念,什么时候剧场成为问题的开始,什么时候广场缺乏辩证的概念,什么时候问题成为问题的开始?

在剧场,人潮影像、浪潮影像反复出现。在某种意义上,我们都是群众/公民的一员,我们都是浪潮的一份子,不管愿不愿意,我们都必然指涉公共空间的方方面面。这两组意象提醒我们,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剧场,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广场,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历史,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纪念碑」。在德国柏林汉堡街,有一座由艺术家波坦斯基创作的「空」的纪念碑。那是一座毁于二战的住宅,之后一直没有重建,如今我们看到的是两座房子之间的空的空间。波坦斯基在完整留存的间隔墙面上放置了一块写着原住户姓名以及他们去世日期的牌子。这是「纪念碑」吗?没有英雄,没有伟大事迹,没有纪念实体。艺术家试图拓展纪念碑的深层维度:纪念碑可以是任何事物,纪念碑可以隐匿于城市的角角落落,但是,纪念碑所承载的种种问题,种种精神,应当勇敢地呈现于世人,让人们自由表达、质疑、反思、征引,成为思想资源。同时,纪念碑不应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单向度地为底下的群众灌输历史意识形态。

在德国汉堡,有一座由艺术家约亨·伽茨(Jochen Gerz)设计建造的反法西斯纪念碑。⑤ 这是一座12米高、表面涂了黑色铅层的铝制立柱,基座上面有一段用7种文字写成的说明,它邀请市民和访客在纪念碑上面签署自己的名字,以此,共同承诺对这段历史保持警觉。同时,这也是一个特别的装置,每当一段墙面刻满了字,纪念碑就会下沉一部分,1993年,纪念碑最后一次下沉,与地面平齐。如基座上的说明所述:「有一天它会完全消失,这里将会是一片空地。最后,只有我们自己能够站立在这里,反对非正义。」除了人名,纪念碑上还刻满了各种涂鸦、污言秽语、反犹言论、弹孔等等,对于约亨·伽茨来说,这不重要,所有这些庄重的名字、粗俗的言语都是纪念碑的一部分,它真实记录了人们当下对于历史的态度,并随着纪念碑的下沉而封存于时间之中。在约亨·伽茨看来,坦诚地面对历史,反思当下这个时代,这才是纪念碑带给我们的意义。正如杨震所言:传统纪念碑很多都禁忌质疑和反思。但对于活着的人,对于历史更有意义的纪念,莫过于主动探寻历史与现实的深刻关联,记忆不是沉埋在时间深处的黑暗石头,而是复活在当代意识和行为中的文化基因。⑥

第八折,在人潮与浪潮中,我迷失了。我们的世界已经不是「剧场」,我们的广场已经不需要「纪念碑」。可是,我们还是要面对这些问题,我们终究还是要走出这个没有门口的走廊,走出这个没有出口的花园。我们需要在开始下堕之前醒来,而不是之后。

 


注:

① 赵汀阳:历史·山水·渔樵,三联书店,2019,p59
② 赵汀阳:精神政治的四大发明,《社会科学论坛》2008年 第7期
③ 赵汀阳:历史·山水·渔樵,三联书店,2019,p152
④ 赵汀阳:历史·山水·渔樵,三联书店,2019,p154
⑤ 参考 张依玫:为了不忘却的纪念,卷宗Wallpaper公众号
⑥ 杨震:纪念碑的六种新建法 —— 德国公共艺术家约亨·伽茨介绍场,《雕塑》2013年 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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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惊梦》系荣念曾老师2020年剧场作品。相关作品见「进念·二十面体」油管频道。

 
 
 
 

失焦的,不是教育 —— 读《别让孩子继续错过生命这堂课》

7月 14th, 2020 § 0 comments § permalink

 

文/梁栋﹝LeungTong﹞
 

我们的教育已然失焦。诚实地,我们已不太知道什么是「教育」了。我们用失焦的标准、失焦的方式看待我们失焦的教育。于是,我们很难寻找「对焦」的机会,这是一个遗憾的、糟糕的正反馈与死循环。当然,我们不会承认。我们怎么可能不懂教育?自己的十年寒窗、孩子的十年寒窗,没有人比我们更懂得其中的游戏规则,以及当中的焦虑。可是呢?没有可是了。诚然,我们不会满意当下的教育,我们在改革,一直在改革。然后呢?没有然后了。

杨照写了一本书 —— 《别让孩子继续错过生命这堂课》,试图探讨台湾教育的「缺」与「盲」。书中,杨照讨论了以考试为中心的教学对教育产生的扭曲;讨论了教育现实所造成的巨大浪费,以及在公平性上的严重失衡;书中,杨照还讨论了追求知识的根本动机,为学之品德、品质与品味,等等。虽在彼岸,杨照的文字对大陆教育亦有同样的启示意义。

书中,杨照记述了其儿女(李其叡)决定离开台湾,留学德国的前前后后。在国中二年级的年纪便远赴德国生活,这比想象的要艰难得多,「但至少,我这一年还可以有生活」,李其叡如是说,德国的求学经验,让李其叡更加明白,异乡生活的艰难、挣扎、痛苦,比留在台湾应试、应试、应试要好得多,因为,那痛苦是真切的、深刻的、生命所经验的,而应试的日子,连痛苦都不真实,都是表面的、浮泛的、虚伪的,被集体安排、集体强制的。① 我们会怎么看待一个厌恶应试、逃离应试的学生?会不会,他们厌恶的、逃离的,或许只是「虚伪」与「浮泛」;他们希望的,或许只是「还可以有生活」呢。但是,在应试的语境下,我们会这么想吗?我们从未让学生在求索知识的「艰辛」中获得智识的愉悦,也从未让学生真正理解、体会教育/学习的意义,我们在一个所谓的应试教育的「社会规则」里学习,却不是在生动的「生活」中学习。这是问题失焦的起点。问题的失焦,导致方式方法失焦,失焦的方式方法解决不了问题。

因为女儿留学德国,杨照得以近距离审视德国教育,比较台湾教育与德国教育的不同。通过杨照的文字,藉由德国教育的经验,我们得以用不一样的视角来重新对焦自己的教育。如杨照之言:离开台湾本位,离开「正常」本位,我痛苦地发现了台湾教育许多硬是被当作「正常」的「不正常」。要使得台湾教育可以变得不一样,我无奈地相信,只能从这个社会愿意看见「不正常」,承认「不正常」开始。②

然而,何谓「不正常」?又,什么才是「正常」的?以我们的教育视角,德国的课堂是「不正常」的,德国的老师是「不敬业」的。吵闹的教室是李其叡对于德国中学教育的难忘印象。书中,杨照写道:老师走进教室,没讲几句,提出第一个问句,台下便开始「吵闹」起来,一个意见接一个意见,一直到下课。整一节课,老师几乎不需要多讲什么。李其叡曾怀疑:这样的课堂,老师什么都不需要教,那学生可以学到什么?课堂上的讨论,热闹归热闹,并没有实质的内容,甚至简直就是胡说八道。这般讨论,意义何在?更过分地,李其叡发现,即便明确列在课表之上的课程,老师也可能随时取消。「和台湾的中学相比,德国的中学简直像儿戏」,她不习惯这样的课堂,不解为何老师可以如此不敬业。

后来,她体会到其中的道理,也便开始欣赏这不太正常的德国教育。按德国教育的设计,学校和老师并不是特别重要的角色,学生才是。相应地,一个学生主要的学习时间,并不限于在校时间;主要学习的内容,也并不限于学校、老师、课本给定的内容。因此,老师不觉得每堂课都必须在,都必须上;学校不认为学生必须长时间留在学校。课堂上的讨论,并非正确的、优秀的、特别的意见才可以表达、值得表达,在德国教育看来,重要的是,直接地、诚实地表达自己的意见。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看法,也都有权利表达自己的意见。而且,不同的意见,可以讨论,可以争议。这才是正常的。意见交流,这是德国课堂所预期的方式。他们相信:学校所提供的,毋宁是一个学生自我学习过程中的不时协助与检验,绝非取代。没有自我摸索、自我学习习惯与能力的人,无法光靠上学、上课得到所需的知识与能力 ③ 。

我们不是。我们相信,学校所提供的,必然是一套权威的系统的「知识」传授,在我们的教育设定里,学生是一张「白纸」,是一个被动的接收者角色。这是洛克的假设和主张,也是工业社会的教育想象。在工业体制之下,教育的职能就是培养善于「听从指令」的工厂工人,以提供工业社会所需的劳动力。同构地,学校就是一个工厂,一个生产学生的地方,这里通过各类测试来进行品控和区分。当然,这是明面上的说法。本质上,我们所预期的,不是知识传授,而是应试题目的标准解法。我们真的关心「知识」吗?不是。我们都不知道知识何用,除了答卷。熟练习得应试题目的解法,在升学考试中得到更好的分数,从而在日后的「利益分配」中处于有利位置,这是我们社会的教育逻辑,也是家长们的教育逻辑,渐渐地,成为学生的学习逻辑。我们教育的逻辑起点是「找工作」(利益分配),接着是「孩子找工作」(利益分配),于是,「高考」成为人生的关键节点。按此逻辑,学生当然需要长时间留在学校,进行专门的解题训练。老师显然有着比学生丰富的多的应试经验,知道学什么才是「有用」的,知道怎么作答才会得到更高的分数。多元的意见交流,并不是应试的最佳策略,意见无需交流,因为答案唯一。设置应试场景,这才是我们课堂所预期的方式。这是游戏策略,无可厚非。

相应地,德国教育所关心的是知识的道理。李其叡发现,对于数学解题,德国学生学得很少、很差,但在数学原理上,他们却学得很清楚、很透彻,具备着一眼就看出来数学推理次第的能力。德国的数学考试主要考察的不是如何解题,而是你对这个数学问题的「意见」,你怎么看、如何分析,决定用什么方式处理。至于最后的计算答案,并不是那么重要。④ 回到台湾,和同龄同学交流,李其叡清楚地知道,台湾的三角函数题目不是她所能应付的;同时她相信,台湾这种教授三角函数的方式根本无法真正弄懂三角函数的来源与基本道理。在德国,她们更多的是学习数学内部的道理,以及这些道理所管辖的那么多的现实事物。⑤

在台湾的时候,国文是李其叡的痛处,她不解其父亲为何对文字、文学抱有那么大的热忱。在德国,德文课的学习改变了她的看法。一次,她的德文老师选了席勒的剧作《玛丽·斯图亚特》作为课堂作业,学生需要在两周内读完,如常,老师会组织课堂讨论,然后是考试。让李其叡感到不安的是,虽然她熟悉剧作的历史背景,但如果考到剧本的任何一个细节,她必定答不上来。不过,老师给出的题目却是:选择剧中的一个角色,想象一段剧中没有表现的情节,为这个角色写一段席勒没有写的台词。虽然德文表达有限,李其叡还是写出洋洋洒洒一大篇台词,过瘾地当了一回剧作家。⑥ 读完席勒的剧本,她们开始读雷马克的《西线无战事》。老师找来同名改编的黑白老片给学生看,之后是课堂讨论,由「文字和影像的对比」,到「镜头的运用方式」,再到「观众感受之间的关系」 …… 就这样,一年多的德文学习,让李其叡认识了文字、文学迷人之处。她曾不时怀想,如果这种情景,大家在一起七嘴八舌讨论文学,是发生在曾经就读的师大附中该多好。她更加不解:为什么在台湾一定要用那种方式上国文课?为什么大家都要读同样的课本、课文,还要背解释?⑦

写作亦此。杨照提醒我们,要写文章,别搞作文。在杨照看来,「文章」和「作文」是不一样的:「文章」是找到方法尽可能清楚、有效地表达自己所想的、所相信的;而「作文」根本不管你想什么、相信什么。⑧ 在书中,杨照批评作文已沦为「迎合之论」:作文无关自己的信念、想法,作文无关自己的经验,只求显示有足够能力理解阅卷老师所要的「标准答案」,把它传抄下来,就能得到分数鼓励。⑨ 策略上,那些独特的、批判的个人见解可能是不安全的,而采用所谓正确的、符合主旋律的观点表达才是最优的作文方式和应试策略。有经验的考生会发现,作文的诀窍就是「用对的方法拼凑文字」。然而,书写的最大乐趣,正是表达己见,不然,写作为何?杨照担心:这样长大的孩子,不只自己没学会如何想、如何表达,更糟的是,养成了用「作文」的角度去看别人意见的习惯。⑩

在姐妹篇《勇敢地为孩子改变》一书,杨照写道:

国文教育的目的是什么?是教会孩子如何懂得运用国文,藉由中文吸收资讯、自我表达、与人沟通,但我们使用的工具、手段是什么?是课本,是考试。课本里选了一堆「范文」,基本上都是短文,加上生字、注释、作者资料、文艺解说,而考试就考这些课本内容。所以我们的学生到底学到了什么?他们只学到了课本内容,没有学到国文能力!⑪
课本是工具,是阶段,只是要让孩子熟悉这套文字的运用规律,真正的关键在他学到了之后,拿去接触、阅读广大的中文报章与书籍。每个学生有不同的兴趣,国文课应该是帮助学生做好准备,藉由国文课习得的能力,吸收他自己有兴趣的种种资讯、知识与观念。但是,我们做的,却是用国文课、国文考试限制他们去吸收,硬生生地用学课本的时间抢夺、占据了学生去读书的机会,彻底本末倒置。⑫

失焦的教育,本末倒置。失焦的教育,限缩了知识的想象。

我很赞同杨照的观点:我们的教育,一直以来所提供的,仅仅是「资讯」,而不是「知识」。这,令人遗憾。在《勇敢地为孩子改变》,杨照讲道:台湾教育教了很多WHAT,很少教WHY和HOW。学生需要的,都是非常低阶的「什么是」、「是什么」的答案。这种答案,根本就不是「知识」,而只是「资讯」;这种答案,根本不需要人来回答,最容易可以用机器检索来取代。⑬ 水的沸点是100℃,这是资讯;为什么水的沸点是100℃,这是知识。日本殖民统治台湾五十年,这是资讯;为什么日本人要殖民台湾、日本人用什么方法殖民台湾,这是知识。在杨照看来,后者(知识)才能让孩子近一步认识人的行为,开始思考人、思考社会。「资讯」是固定的、外在的、和接收的人无关,透过提问、探讨、理解的「知识」才真正是学习者的,能够改变他的想法、增加他的能力。⑭

这些知识,这些能力,不仅仅帮助我们习得社会分工所要求的职业技能,同时关乎着我们生活的感知能力。缺乏知识 ⑮ ,就缺乏对于生活的敏感度;缺乏知识的生活想象,我们只能以井底的视野,将自己限缩在有限的可能性之中,自娱其乐。这点往往被忽略。知识何为?经由数学训练,我们得以窥见社会生活当中的「数」之关系,以及优美的几何结构;经由现代科学的训练,我们得以了解「物」之结构,以及现代生活的基础构架。社会科学,让我们明白社会组织何以运作,以及何为公正、何以正义;文学与艺术,让我们得以在文字的表达限度之外叙说与感知人性的丰富,养得恻隐之心 …… 这是我们所需要的知识能力。这些知识,给予我们不同的视域、不同的「触角」来感知生活、沉浸于生活。缺乏这些知识,我们就无法在生活的智识层面获得自由。现代科技拓展了生活的边界,相应地,我们理应藉由教育/学习,扩展自己的智识边界。

所以,我们在学习什么,而课程又提供了什么?杨照认为,课程内容的本质,应该是基础、是工具,要协助学生在这个底子上,通过这项训练,培养出学习的兴趣与学习的能力,然后去寻找适合自己、自己需要的知识。⑯ 但遗憾的是,我们的教育仍是以教会学生一套固定的知识(实则资讯)为目标,并要求他们把这些知识(资讯)学得滚瓜烂熟,以因应升学考试。于是,如杨照之言,再好的教材内容,都变形成僵硬的东西。杨照认为,最可怕的是,这样的教育教出无法复杂思考的人。遇到问题,大家的直觉反应就是寻找一个方便的、简单的标准答案,而且习惯认定有标准答案存在。⑰ 这样的教育让学生付出惊人的时间精神,却只学到课纲、课本提供的极少量之事,没有机会学到成人的关键能力 —— 自我学习的能力。⑱ 然而,教育的核心要义,不正是培养学生拥有「可持续」的自我学习能力?终身学习,不是为了应付没完没了的考试,这是生活所需之能力,我们需要阅读、理解未来的新概念、新观念、新技术,我们需要与下一代在同等的智识层面沟通。

我们看到,教育失焦,造成了层层错位。因此,思考教育,首先要让「教育」回归本位 —— 人的心智成长。教育的失焦,是因为我们把「教育」当作利益竞争的工具。应试教育,本质上,不是一个考试不断的教育(教育需要考试),而是一个关系未来利益竞争的「社会规则」,抑或社会游戏。当我们把焦点定格在所谓的「游戏规则」之上,我们关心的是获胜策略,于是,一切都错位了。大学了,我们不必像以往那样刻苦学习,及格足以。这是很自然的逻辑。毕业后,家长们会鼓励孩子读书、学习吗?根本不会。结婚生子成为新议程。我们说,每个阶段做每个阶段「应该做」的事情,这是最糊涂的人生规划。我们怎么能把人生理解成如此贫瘠的单线程的事务清单?不过,这种认知方式,不正是应试思维的既定答案?正如,我们接受教育,重点是应试分数,而不是智识的提升;我们结婚成家,重点是生孩子,而不是两性关系(生活)。

教育,终究需要回归「育人」的本位。如今,崭新的教育理念层出不穷,教育媒介、教育资源越来越丰富、便捷。相较往年,我们可触及的教育想象已无比深远。但是,「高考」仍是教育改革无法规避的核心问题,高考本身就是一个游戏规则,我们不能游离于「规则」之外游戏。因此,教育的成功,终究需要一个创造性的高考方案。这一方案鼓励人们关注「学习」与「心智成长」本身,培育求知求索的乐趣与能力,培养多元的、批判的思维意识,培育同理心,最重要的,人们由此获「利」。

高考改革的每一轮讨论都会戳中社会的神经。如前文所述,我们是在一个叫「高考」的社会游戏中学习的,游戏规则的改变意味着利益机会的不确定。于是,「教育公平」成为议论的焦点。高考对来自贫穷人家的小孩可能更公平、高考是通往成功最平坦的捷径、这是中国唯一公平的人生角逐、没有高考你什么都不是 …… 诸如此类的老生常谈,对教育本身没有意义,对高考改革也没有贡献。这些论调,看似讨论教育公平,实则在维护现有的利益竞争机会。我们真的在关心「公平」吗?我们担忧改革带来的不确定性。

如果说,教育是一种利益竞争的工具,或者,一场逐利的社会游戏,那么高考作为游戏规则,它或许是公平的。但问题是,教育首先是关于人的心智的成长。如果教育只是提供了可以公平竞争利益的机会,却无法培养能够在认知、智识、品格等层面接受未来挑战,并带来社会积极改变的现代公民,教育的意义何在?一个错位的、失焦的教育还可以称之为「教育」吗?一个坏了的蛋糕,无论如何平分,都没有意义。社会不公并非由教育制度造成,其根源在于社会机制、文化观念等种种复杂问题,因之,不能忽视社会生态而绑架教育,不去弥合贫富裂痕而试图借用一个「独木桥」来敷衍了事。近来,互联网有些讨论颇有意思。在豆瓣,有个名为「985废物引进计划」的小组,一群所谓的 985、211的「失败学子」在这里分享着各自失败的故事,有人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些「失败学子」绝大多数都是「小镇做题家」,应试的成功似乎并不能改变他们的命运。⑲ 在知乎,一个「为什么农村出来的大学生很多混得比较差?」的帖子同样引起了广泛讨论。⑳ 可见,深层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事实上,教育真正的问题不是「能否改变命运」,而是「改变什么样的命运」。

我们不妨看看德国的教育思考。在《勇敢地为孩子改变》,杨照这般评价:德国人建立了一套「合理的」教育制度,意思是:对于教育,他们脑袋里明明白白,从前提到结论,从手段到目的,为什么这样而不那样,都是有理由的。㉑ 与我们的课程设置不同,德国的小学只有四年,按德国的教育理念,小学的教育目标和中学截然不同,小学主要是学习如何内化规矩、纪律,培养参与集体生活所需的自觉,小学教育强调的是集体、秩序,对孩子的自我成长有一定程度的压抑,因此年限不能太长。第五年,孩子应该离开这种环境,接收中学教育。中学的教育目标是学会如何建立自我,如何培养自我学习、自我完成的能力,开始知识或技能的训练。㉒

小学毕业,学生开始第一次分流,毕业前,小学老师会给学生一份评估,建议学生进入以追求知识为主的升学系统的中学,还是以学习技能为主的技职系统的中学。前者设置8年课程,以大考成绩进大学;后者设置6年课程,以专业技职学校为目标。在我们的概念里,成绩好的学生进入升学系统的中学,成绩差的学生进入技职学校,这是毋庸置疑的选择,因为我们认定:大学一定高于技职学校,大学毕业一定会比技职学校毕业更有前途,更有机会。相反,德国不是。在德国,大学与技职学校是两种性质不同,而非高低不同的教育。念大学和念技职并不意味着学生的能力、品质有高下之分。重要的是,大学学生和技职学生在日后的薪资水平、社会地位等方面并没有根本的高下差距。㉓

德国人相信,一个正常的社会,既需要抽象的知识基础,也需要精巧的实践技能,两者需要不同的教育方式。因此,他们设计了两条不一样的教育系统,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境况自由选择。同时,两个系统并不是相互隔断的,在中学阶段,两个系统的学生可以改变心意,改变理想,从一个系统跳到另一个系统,尝试不一样的教育。学校会为这些学生开设特别的课程,帮助他们适应不同的教育环境和要求。即便是以升大学为目标的中学,也同样重视学生对技职的认识与兴趣。九年级时,学生会经常去参观各种行业、各式工厂,切身感受在工厂工作的方式、意义、标准与成就感。十年级之后,学生每年都有一段实习的时间,学生需要选择自己最好奇、最有兴趣的行业,找到一个店家、一个工厂,实地上班打工,老师则不定期前往视访,和雇主交换意见,实习结束,雇主还会填写正式的意见报告书。德国教育藉此开发、探测孩子可能具备的特殊技职热情与能力。㉔

德国教育的课程设置、课堂模式、考试意图、考试方式,以及未来的竞争机会、公民意识培育、创新人才培养等,都是彼此相连、环环相扣,构成了一套独特的、清晰的教育理念与教育实践。同时,德国教育没有漠视公平原则。在德国,所有公立学校的学生都享受着政府的资助,外国学生也不例外。可是,凭什么可以拿纳税人的钱去资助外国学生?在德国人看来,「受教」是孩子的基本人权,不应该受到家庭环境好坏的影响,在某种意义上,「受教权」高于「公民权」,不能以「公民权」来限缩「受教权」,即使是「非公民」,也应享有同样的「受教权」。㉕ 这才是教育公平的体现。何谓教育公平?绝不是简单的提供应试机会,来竞争谁可以挤进「体制」(广义),一劳永逸地享受体制福利。难道这不是最大的不公平?相反,真正意义上的教育公平,是平等的、非歧视的教育机会,是能够培养独立人格、同理心、公共意识、批判思维与创新视野的优质教育,是藉由教育所给予的知识能力,创造社会价值以获得与之匹配的各种利益。

因此,教育公平的最终实现,是激发、挖掘学生自身的多元潜能,让他们具备创造价值的能力。教育公平,不是通过考试来「挤名校」。书中,杨照写道:从德国的教育理念来看,「挤名校」和抢都会地段一样,都造成双重浪费 —— 将过多的资源耗尽在争取「名校」和都市商业土地,另一方面,使得其他非名校学位、非精英地段土地无法获得充分利用与发展。(为此,)唯一的方法,就是从根本上改变纵向排名的习惯。不同的学校,从技职到大学,有其不同的特色,提供不同性质的教育内容,真正的 difference in kind,有的是苹果,有的是橘子,不是difference in degree,绝对无法用单一的、同样的标准来衡量、来排序。㉖

基于教育公平及教育原义(质量)的综合考量,高考方案改革,需要鼓励 difference in kind,改变以往的 difference in degree 的做法。2011年夏,我曾写过一篇博文,试图探讨一种新的高考改革思路 ㉗ 。文中,我设想了一种「分项加权计分」的方案。首先,考试模式没有改变、试题类型没有改变,但是,计分模式发生改变。以往,我们的计分方式是,将试卷「每一小项」的分数相加,得到科目分数,科目分数相加得到总分。最终根据总分高低决定录取资格。这样得到的是 difference in degree 的评价体系。

我设想的是,打破学科的藩篱,弱化学科意识,同时,更加明确、强化「每一小项」的考察目标:逻辑分析,数学运算、空间抽象、数学建模、物理知识基础、实验能力、科技文阅读、文言文阅读、现代文学阅读、诗词鉴赏、文字表达、口语表达、各类外语阅读、外语文字表达 …… 与以往计分方式不同的是,这里并非简单的分数相加,而是「每一小项」的得分乘以一个「加权值」之后再相加。每一小项的「加权值」由不同专业(类型)根据自身的能力需求进行设定。例如,应用数学专业对每份试题的每一小项进行权值设定,数学应用题的加权值显然较高,而文言文阅读题的加权值则比较低;相应地,文学专业的权值设定则可能刚好相反。㉘

可以预见,一样的答卷,一样的评卷,但最后的「总分」却不只一个。某学生A,在应用数学的评定(加权设置)下,总分90分,但在文学专业的评定下,却可能是60分。某学生B、C,按原计分模式可能总分一样,但在加权体系下,他们所对应的某种专业评定下的总分却可能不一样。这些「不一样」,意味着专业X比专业Y更适合学生A;意味着学生B比C更适合某种专业,而学生C比B更适合另一种专业。这是 difference in kind 的评价体系。它不是以一种眼光、一种标准来审视学生,而是以多元标准来评定学生能力;它不关心学生的「好」与「差」,而是学生的「差异性」与所擅长的方向;它为学生提供了关于未来专业方向的评价和建议,学生可以根据这份评价和建议(每一个专业权值对应的不同「总分」),结合自己的兴趣选择报读的高校和专业。另一方面,不同高校的不同专业则可以选择在本专业权值下的最好的学生,这些学生在基础能力上显然更能适应本专业的要求。我相信,这是一种更优的高考方案。

回到书本。书中,杨照多次强调德国教育经验未必就是完美的,事实上,每个国家都在反思、评议着自己的教育体系。但是,德国教育的理念与实践,为我们提供了不一样的视角,让我们得以参照与反思自己的教育。我们的教育已然失焦。我们的教育需要回归本位,不要让孩子继续错过生命这堂课。在第二部分,杨照重点讨论了台湾教育的现场 —— 那些被忽略了的7堂生命必修课,分别是:

1、享受知识:回归教育的原点。
2、勇敢创新:青春不该只有考试,学历不是一切。
3、探索自我:没有标准答案的人生更精彩。
4、相信阅读:培养自学能力,帮助落后学习者。
5、独立判断:教改的「本」与「末」。
6、发展专业:高等教育必须提供多元思维。
7、敬业自重:媒体也深负教育重任。

这里,因篇幅所限,无意讨论教育之方方面面,若有兴趣,不妨阅读杨照的《别让孩子继续错过生命这堂课》。最后,我愿意引述书中的一段话:

离开学校,一定要自觉、花工夫地去「unlearn」过去在学校学到的东西和养成的习惯,尤其重要、却也尤其困难的,是改变你与知识的关系、你学习知识的方法与态度。不能再为考试而吸收知识,别再用应试的方法接近知识、吸收知识。要转而为自己吸收知识,知识不是外在、身外不相干的事。知识是为了改变自己而学的,改变自己的能力、改变自己的视野、改变自己的价值信念、改变自己的气质气度。不能改变你的知识,要么那知识根本不值得学习,更有可能的,你用了错误、浪费的方式吸收知识。㉙

教育,抑或学习,终究是一场「无限游戏」。詹姆斯·卡斯在《有限与无限游戏》一书写道:教育揭示出过去的原来越丰富的东西,因为它发现了过去未完成的事物;教育引导人走向不断的自我发现,规训引导人走向最终的自我定义。㉚ 规训在未来重复已完成的过去,教育将未完成的过去延续到未来。㉛ 我喜欢詹姆斯·卡斯的洞见。一直以来,我们接受的是「规训」。规训,是失焦的教育。失焦的,不是教育。

 


注:

① 杨照:别让孩子继续错过生命这堂课,时报文化出版社,2015,p027
② 杨照:别让孩子继续错过生命这堂课,时报文化出版社,2015,p062
③ 杨照:别让孩子继续错过生命这堂课,时报文化出版社,2015,p043
④ 杨照:别让孩子继续错过生命这堂课,时报文化出版社,2015,p050
⑤ 杨照:别让孩子继续错过生命这堂课,时报文化出版社,2015,p050
⑥ 杨照:别让孩子继续错过生命这堂课,时报文化出版社,2015,p054
⑦ 杨照:别让孩子继续错过生命这堂课,时报文化出版社,2015,p057
⑧ 杨照:勇敢地为孩子改变,时报文化出版社,2016,p111
⑨ 杨照:别让孩子继续错过生命这堂课,时报文化出版社,2015,p102
⑩ 杨照:勇敢地为孩子改变,时报文化出版社,2016,p111
⑪ 杨照:勇敢地为孩子改变,时报文化出版社,2016,p139
⑫ 杨照:勇敢地为孩子改变,时报文化出版社,2016,p140
⑬ 杨照:勇敢地为孩子改变,时报文化出版社,2016,p087
⑭ 杨照:勇敢地为孩子改变,时报文化出版社,2016,p089
⑮ 这里所指的「知识」不是为应试而准备的资讯(WHAT),而是为解决实际问题而准备的基础性理解(HOW & WHY)。
⑯ 杨照:别让孩子继续错过生命这堂课,时报文化出版社,2015,p162
⑰ 杨照:勇敢地为孩子改变,时报文化出版社,2016,p120
⑱ 杨照:别让孩子继续错过生命这堂课,时报文化出版社,2015,p162
⑲ 网易数读:985大学里,有一群自称废物的小镇做题家,微信公众号文章
⑳ 知乎:为什么农村出来的大学生很多混得比较差?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67341371?
㉑ 杨照:勇敢地为孩子改变,时报文化出版社,2016,p050
㉒ 杨照:勇敢地为孩子改变,时报文化出版社,2016,p053
㉓ 杨照:勇敢地为孩子改变,时报文化出版社,2016,p056
㉔ 杨照:别让孩子继续错过生命这堂课,时报文化出版社,2015,p040
㉕ 杨照:勇敢地为孩子改变,时报文化出版社,2016,p052
㉖ 杨照:别让孩子继续错过生命这堂课,时报文化出版社,2015,p042
㉗ 详见:由“分科总分”到“分项加权计分” ——关于高考模式的讨论,leungtong.com/28
㉘ 这里只是粗略举例,具体实践可以做得更细致更科学。
㉙ 杨照:别让孩子继续错过生命这堂课,时报文化出版社,2015,p246
㉚ 詹姆斯·卡斯:有限与无限游戏,电子工业出版社,2013,p023
㉛ 詹姆斯·卡斯:有限与无限游戏,电子工业出版社,2013,p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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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伪的,不是教育 —— 读《勇敢地为孩子改变》

7月 14th, 2020 § 0 comments § permalink

 

文/梁栋﹝LeungTong﹞
 

如其副题,这本书是写给家长们的一封长信。很有趣,我们会谈论教育体制的种种不是(国家/社会层面),我们会鼓励自主学习与终身学习(学生/个人层面),但我们鲜少讨论「家长」对教育的影响。按我们对教育的理解,教育不过就是「学」所考的知识,以及「考」所学的知识。实施主体当然是学校老师与学生,家长更像是一个「保姆」。然而,当我们深入考察整个教育与社会文化,家长却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角色,他们左右着我们对教育的正常认知与具体实践。不得不察的是,所有主导了、参与了教育改革与实践的人,都有着一个共同的身份,就是「家长」。当「家长」这层身份,因这个群体、因这般的社会文化,内化为一种隐性的教育思维(文化),它所产生的影响如此深远,也如此隐蔽。

序中,杨照写道:我一直努力不要用台湾「家长」的身份与习惯,来看待台湾的教育。做为「家长」,我们的习惯是先问:「怎样对我们家的孩子最好、最有利?」。一般正常的时候,我们对于政治、社会有真切的关怀和深刻的观察,而一旦变换身份,成了「家长」,便立即像变了个人似的,不由分说地采取纯粹自私,只考虑自家孩子分数、名次的态度,不再关心正义判断,只要对自己孩子好的就是好的。① 这份自私,或许可以理解,但是,这真的是「为孩子好」,真的能「为孩子好」吗?缺乏真诚的、勇敢的、全景式的教育思考,我们能否拥有一个长远的、有利于孩子身心成长的教育愿景?

作为总编辑的余宜芳在序中写道:台湾教育真正的「关键痛点」在于家长观念(或说普遍的社会认知)。台湾的教改之所以「失败」,再怎么想方设法去改变考试制度、评分方法、课程纲要,孩子一样为了争取好成绩天天补习,一样在斤斤计较分数中斫伤志气与襟怀,一样为了荒谬的考试制度学会应付与作假。如果家长始终不能体认教育的本质,在于尊重孩子天赋资质与兴趣的差异,而非放在同一套标准衡量;如果家长始终顺服不合理、不公正的游戏规则,希望孩子「吃苦当吃补」;如果家长只相信考试排名,只相信考上好学校就代表好未来,这些观念不改变,我们的教育永远只是换汤不换药,一代一代制造痛苦的学生,制造毕业就讨厌读书、惰于思考的公民。②

在《勇敢地为孩子改变》,杨照首先谈到的是家长心态(观念)的改变。困难的是,很多时候,家长不是以教育思考教育,而是将教育视为「利益场」。怎样对我们家的孩子最好、最有利,这才是家长们所关心的。于是,家长们以一种矛盾的心理对待教育改革,他们对当下教育最有体会,希望改革却也害怕改革。改革带来的利害关系是不明朗的,冲撞体制的后果更是不明智,最后,还是维持现状吧,这是最安全的方式。如杨照之言,几十年来,面对教育,最常见的态度就是指望制度上改变、政策上改变、教法上改变 …… 总而言之,就是希望由别人来进行改变、执行改变。③ 一直以来,我们期望用制度来改变观念,但是,杨照不相信这样的可能性,杨照相信观念会扭曲制度,认为如果不能勇敢地尝试改变社会观念,尤其是家长的观念,什么样的制度都不可能达到原本期待的结果。④

一直以来, 我们关于教育的理解,就是建立在分数与排名的竞争架构之下,潜意识里,教育关乎资源 ⑤ 的争夺,这足以让家长们时刻绷紧神经。杨照认为,不改变家长的观念与态度,制度、政策、教法上再怎么改变,最终都敌不过那股畸形的自私竞争性。⑥ 书中,杨照谈到他与朋友盛治仁的讨论,做为家长,盛治仁并不认可杨照所主张的方式方法,他认为,更可行的做法是:让孩子知道台湾这样的教育是有问题的,但同时要求他们还是应该要具备应付考试的能力,孩子不需要认同考试,但可以将考试视为试炼,学习如何通过试炼,得到人格与能力的成长。⑦ 这类看法有着相当的代表性,做为学生,我们常被告知,不管愿不愿意,不管喜不喜欢,形势比人强,我们要学会妥协,学会逆来顺受,这就是唯一出路。

对此,杨照提出两个疑问:第一,我们为什么要设计出一种教育制度,不是从正面让孩子学习、成长,而是从负面让他忍耐,像打仗一样,才获得人格与能力的成长?第二,让孩子在教育过程中,长期压抑、忍耐、应付考试,就算因为这样得到了人格与能力的成长,他们究竟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换来这样的成长?划得来吗?⑧ 杨照的质疑,无疑是对家长犬儒心态的有力回应。是的,为什么我们不能有更好的选择、更积极的改变?为什么我们永远只能选择苟且?杨照提到了「机会成本」:如果我们的孩子,不用将精神、时间耗费在应付这些考试的话,他们的精神、时间可以换来做什么、学什么?他们丧失了怎样的机会,可以学到更多、成长得更丰富?⑨ 在接下来的章节,杨照详细列举了其女儿远赴德国学习和留在台湾备考之间的机会成本,这个成本是,生命成长的机会。

然而,我们并不懂得,也不在乎生命的机会成本,因为我们的教育想象、生活想象如此狭隘,如此贫乏,我们只会把人生理解为贫瘠的单线程的事务清单。我们人手一份「时间表」,什么年龄就该做什么事情。我们被告知,寒窗十年,唯一的任务就是读书,考上好大学。终于,考完了,解脱了,我们把课本、把教辅资料撕个稀巴烂。我们花了那么多的时光,花了那么多的精力,最终学到的,是这样一种对待知识的态度。这些年,我们学到了什么,我们失去了什么?

如杨照所述:我们的教育培养出来最坚固的立场,就是为分数而学、为名次而学,为升学而学,终极为求职谋生、升官发财而学。通通都是「为人之学」,从来不曾为自己学,为了享受知识与能力本身而学,为了让自己成为一个更有知识、更有能力、更有品味、更高贵的人而学。⑩ 在应试体制之下,我们未曾在求索知识的过程中获得智识的愉悦,于是,渐渐对「学习」失去兴趣。分数、名次、升学、就业,所有这些外在的目的如何让学生产生求知的兴趣?最后,我们都失去了思考的习惯与思考的能力,更糟糕的是,这形成了一种恶性的循环:我们从来不曾享受过知识、学习的乐趣,离开学校就不愿再追求知识、再学习,也就自以为是地剥夺了一下代「为了自己」去学习、去享受的宝贵机会。⑪ 完成学业,取得一纸文凭,家长们还会鼓励孩子读书、学习吗?不会。他们会告诉你,下阶段唯一的任务就是结婚生子。我们就是在这样的单线程的事务清单中,耗尽生活的动能。

书中,杨照批评台湾教育,以及主流社会价值,从来不教孩子「自我标准」,也不鼓励孩子在任何领域中追求、体会「至高标准」。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教育,习惯给孩子灌输种种「外在标准」,什么样的分数、什么样的工作、什么样的薪水,告诉孩子要依照这些「外在标准」调整自己的行为,在他们看来,这样才有「前途」。杨照写道:我们从来不鼓励孩子记取、追求任何知识或技能上的顶峰经验。不是对别人炫耀,而是记在自己的心中、身体里,成为一辈子的力量。那力量是「品味的执着」,「我知道这件事可以做到这么好、这么高,我知道自己曾经接近那个最好、最高的境界,我绝对不愿忘掉这个经验,我会用这个标准来衡量这个世界、衡量我自己,因而有些事我就再也不想做、再也不可能降低标准去做了。」⑫ 这是多么可贵的生活品格,而我们未曾意识到。

此外,为外在的目的而学习,我们只会对标准答案感兴趣,在杨照看来,标准答案是「思考」的最大敌人。真正意义上的思考,不会满足于「什么是」、「是什么」的答案,而是进一步追问 WHY和HOW。但是,永远都要有标准答案的考试,会有意或无意地阻止这样的发问。因为,当我们开启思考,从不同方向、不同层次去解析问题,求索之答案必然呈现差异性,而这,该如何评分呢。杨照认为,这样的教育教出来的人,面对任何事情,也就都以为可以有简单的标准答案,固执地认为大家都应该接受这个标准答案,而且拒绝去多想一点,想得更多、更深些。⑬ 在阅读上,套用「万能答案」的习惯让我们渐渐失去文学审美的能力,失去对人性之丰富与矛盾的感知和理解;在写作上,满分作文的套路让我们渐渐失去表达的经验,我们只懂得用对的方法拼凑文字,书中,杨照表达了更深沉的担忧:这样长大的孩子,不只自己没学会如何想、如何表达,更糟的是,他养成了用「作文」的角度去看别人意见的习惯:那都是假的啦,那都是说好听的啦,那都只是「自命清高」的「作文」啦。⑭ 以上这些,只是其一。

更糟糕的,这种以追求标准答案为目标的思维模式,无形之中已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如杨照所言,我们不但在考试上努力追求「标准答案」,而且在生活的许多面向上,都有着对于偏离「标准答案」的恐惧。拾起书本,我们不自觉地问,这书我看得懂吗?面向画作,我们内心自问,艺术我看得懂吗?面对所爱之人,我们还是自问,对面的TA我读得懂吗?面对自己所爱好的事物,我们会问,这事能成功吗,值得付出吗?可是,不去阅读,不去接触,不去理解,不去尝试,我们怎么知道自己懂不懂。多少次,我们尚未尝试,便因「懂不懂」而选择放弃。为此,我们又拒绝了多少生活的可能性。杨照认为:这种大部分人都视为天经地义的态度,其实阻碍了我们接触新事物、新知识,也阻碍了我们从读书中得到许多乐趣。老是严格计较「懂不懂」,结果是让我们只愿意去读已经熟悉的东西,而规避陌生的题材。这种态度的另一项后遗症,是「懂不懂」的焦虑,让我们学不会享受自己摸索书本意义,一知半解,甚至不知不解,但却可以朦胧感受的乐趣。(事实上,)没有「标准答案」的探索,能够带来一种无法取代的自在乐趣。⑮

这般的思维模式,反映在儿童教育上,产生了一种社会现象,杨照称之为「天才儿童症候群」:我们常常用各种形式,鼓励「超龄演出」,「小天才」获得的掌声与注意,往往对小孩自己是破坏,是障碍,而不是祝福与助力。⑯ 杨照认为,一个五岁小孩就能解二次联立方程式,其实并不值得我们鼓励,到了国中,大家都可以习得这样的能力。相反,太早的数学小天才,往往忘记了数学这个专业领域,绝不可能靠解二次联立方程式支撑起来。一个被大人捧成天才的小孩,反而会失去了为自己去追寻数学乐趣的能力,他是为表演而亲近数学,不是为了自己。⑰ 同样地,一个被捧成钢琴小天才的小孩,可能没有意识到,他拥有的其实是稀松平常的能力,是任何一个音乐学院学生都具备的,要真正在音乐领域有所突破、有所贡献,比的不是谁先到达某个高度,而是谁能最终到达最高的那一层境界。⑱

在「混沌大学」的系列课程上,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周海宏分享了类似的看法。⑲ 在分享中,周海宏谈到了音乐欣赏、美感教育、感性素质,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体验幸福是需要素质的,而体验幸福感受的素质却是当前教育所缺失的。周海宏认为,中国教育存在两个问题,一是结构失衡、二是程序失当。我们花了大量时间学了大量重复的、冗余的、无用的东西,相反,那些体验幸福的素质却没有足够的时间得到发展。此外,我们对这些素质的培养也存在着很大的偏差。家长希望孩子学习乐器,寄望器乐考级能得到加分,能增加孩子的竞争机会。然而,很多时候,如周海宏所言,这些考级训练让孩子们学了一门技术(弹琴),恨了一门艺术(音乐欣赏)。林林总总,周海宏提醒家长们,这样的教育,赢在起跑线,输在终点站。

教育之复杂,不在应试本身。通常所批评的,诸如试题比较死板、课堂形式不够新颖等等,其实影响甚微。仅限于教学层面,追求标准答案并没有错。作为竞争社会的个体,努力通过高考这一途径去竞争未来的机会,这也没有问题。我们应当警惕的是,因为短视,因为功利,因为犬儒,因为匮乏的想象力,因为对教育理解的失误,因为对人生规划的失策,我们明明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生活,却偏偏做了傻事,做了错事。上文提及的「超龄演出」、「美感教育」等等便是其中的例子。以学琴为例,周海宏提醒我们,98%的孩子家长并不想让孩子搞专业,99%的孩子是没有搞专业的天赋的,我们只是业余学琴,但接受的却是严苛的枯燥的技术训练,结果一开始就扼杀了兴趣。通过学琴热爱艺术,通过艺术热爱生活,通过生活体验幸福,周海宏认为,这才是99.9%的孩子应该走路线图,可惜很多时候我们都偏离了方向。⑳ 书中,杨照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只有弄清楚各个阶段的教育目的,才可能用对教育方法。㉑

我们还须警惕的是,我们的教育,在实践过程中,为何渐渐失焦,如何层层错位,以及这些失焦、错位,对我们的思维、信念、心理造成了怎样的扭曲。例如,我们的教育一直在无意识地传导「学习无用」的观念:这道题考试不考;副科不重要;连分数、证书都没有,学了干嘛;最后,既然自己看书都可以及格,为什么还要去上课、听课。诸类的意识观念在老师、家长、同学之间,以「言传身教」的方式影响彼此。再如,对标准答案的执迷,塑造的是一元思维模式,当脱离考试体系,回到生动的、多元的、复杂的生活场景,我们往往固执于自己所认同的「标准答案」,只会按自己有限的思维视野来看问题,进而拒绝别人的意见,最后,没有思辨,只有争吵。我们应当反思的是,为什么十几年的教育/学习经验竟没能让我们养成阅读的习惯。为什么我们会讨厌学习。为什么我们没能体味到知识或技能的顶峰经验所带来的愉悦。为什么我们在过去十几年所学到的知识,未能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身边的人,欣赏周遭的生活,却把自己限缩在有限的生活空间。最糟糕的教育,不仅培养了失效的社会个体,更培育了失效的、虚伪的、犬儒的、世故的社会文化。渐渐地,我们陷入了自相关困局,我们无法自省,也就愈加发现不了问题,更加解决不了问题。当我们形成这般的社会文化,我们就要花费极大的社会成本来改变,终究得不偿失。

此外,我们的教育或许需要更诚实一些, 我们的文化也需要更真诚一些。我们真正需要改变的不是课堂上的道德说教,而是社会上、生活中,每个人的言行举止,都可以多一些真诚,少一些虚伪。杨照直言:「说一套、做一套」的教育无法教出正直、诚实的孩子,不合理的教育只会培养出犬儒心态的人民。书中,杨照写道:

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的教育制度,让孩子必须这么早就面对如此的道德挫折?还有究竟我们期待在这种环境里长大的孩子,如何选择、如何建立自己的道德意识?这种环境,摆在他们眼前只有两种选择。如果他要维持相信人的表里如一,相信人应该诚实、应该为自己说的话负责,不可以闪烁欺瞒,那么他就会如我女儿一样,面对「免试升学」的无尽考试,天天愤怒不已,进而受不了、看不起虚伪大人所建构起的台湾社会。要不然,他就得早早学会耸耸肩,世故地接受这一切,对自己说,甚至对同学说:「现实就是这样,不然你要怎样?」不管是两种选择的哪一种,两种选择都必然在他心中种下「犬儒」的种子,使他再也不相信这个社会可以有原则、有公义,甚至使他再也不相信这个社会应该有原则、有公义。㉒

是的。为什么我们会没有意识到不合理的、虚伪的教育所带来的集体道德风险。

杨照在书中呼吁「勇敢地为孩子改变」:家长,才是改变台湾教育的关键!就算我们的孩子注定来不及获得正常教育体制的培养,我们都还是该有志气地努力,替台湾未来出现正常的教育体制尽一份心。杨照希望家长们别再躲在各种自欺欺人的机制中,想象反正我的孩子考试可以考得不错,或我们家有足够条件送孩子出国,就觉得这样的不正常不干我的事,是可以被忍耐的。㉓ 毕竟,教育不只影响自己的孩子,教育决定了这些人长大之后组成一个什么样的社会,而我们都活在这样的社会里。㉔ 这个社会,决定了我们和我们的孩子,明天、未来能不能好好活着,能不能活得有尊严、自在、幸福、不虞匮乏。一个不好的、扭曲的社会里,排名第一和排名最后的人,同样遭殃、痛苦,两者之间的差距,在铺天盖地的集体社会力量摆弄下,相对很小很小。㉕

勇敢地为孩子改变,这似乎是解决当前教育问题的一个出口,毕竟,中国的家长,真的愿意「为孩子改变」。但吊诡的是,只要中国家长永远都在为孩子而改变,为孩子而生活,为孩子而牺牲,我们就永远跳不出这一畸形的文化怪圈。不要为孩子改变,为「自己」改变。给孩子更多的时间和空间,也给自己更多的时间和空间,孩子的成长会因此受益,不全然是因为他们得到了个人空间,重要的是,家长,因为有了更多的个人空间而有了成长,孩子会因你的成长而得以成长。同时,多关心自己的爱人,甚至超过关心自己的孩子,夫妻沟通比父母-子女之间的沟通更重要,这或许会让你的孩子得到更好的成长,融洽幸福的夫妻关系才是最好的教育。少些虚伪,多些阅读,孩子会因你的改变而改变。家长需要与时俱进地更新思维,以便可以在同等的智识层面与下一代沟通。

最后的最后,勇敢地为孩子改变,家长需要有勇气去学习。不是为孩子学习,为自己而学习。

 


注:

① 杨照:勇敢地为孩子改变,时报文化出版社,2016,p012
② 杨照:勇敢地为孩子改变,时报文化出版社,2016,p006
③ 杨照:勇敢地为孩子改变,时报文化出版社,2016,p015
④ 杨照:勇敢地为孩子改变,时报文化出版社,2016,p030
⑤ 不限于教育资源
⑥ 杨照:勇敢地为孩子改变,时报文化出版社,2016,p015
⑦ 杨照:勇敢地为孩子改变,时报文化出版社,2016,p042
⑧ 杨照:勇敢地为孩子改变,时报文化出版社,2016,p042
⑨ `杨照:勇敢地为孩子改变,时报文化出版社,2016,p043-044
⑩ 杨照:勇敢地为孩子改变,时报文化出版社,2016,p084
⑪ 杨照:勇敢地为孩子改变,时报文化出版社,2016,p085
⑫ 杨照:勇敢地为孩子改变,时报文化出版社,2016,p104
⑬ 杨照:勇敢地为孩子改变,时报文化出版社,2016,p098
⑭ 杨照:勇敢地为孩子改变,时报文化出版社,2016,p111
⑮ 杨照:别让孩子继续错过生命这堂课,时报文化出版社,2015,p151
⑯ 杨照:别让孩子继续错过生命这堂课,时报文化出版社,2015,p153
⑰ 杨照:别让孩子继续错过生命这堂课,时报文化出版社,2015,p154
⑱ 杨照:别让孩子继续错过生命这堂课,时报文化出版社,2015,p154
⑲ 周海宏:走近音乐的世界,混沌大学APP,课程上线时间2017-04-01
⑳ 周海宏:走近音乐的世界,混沌大学APP,课程上线时间2017-04-01
㉑ 杨照:勇敢地为孩子改变,时报文化出版社,2016,p050
㉒ 杨照:勇敢地为孩子改变,时报文化出版社,2016,p127
㉓ 杨照:勇敢地为孩子改变,时报文化出版社,2016,p165
㉔ 杨照:勇敢地为孩子改变,时报文化出版社,2016,p166
㉕ 杨照:勇敢地为孩子改变,时报文化出版社,2016,p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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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编程,关于语言,关于创业 —— 读《黑客与画家》

4月 7th, 2020 § 0 comments § permalink

 

文/梁栋﹝LeungTong﹞
 

一、关于作者,关于黑客

这是一本来自计算机时代的高见。如其副题,《黑客与画家》在某种意义上启发着我们的思考,关于黑客、关于软件、关于编程语言、关于创业、关于设计,等等。本书是硅谷创业之父保罗·格雷厄姆(Paul Graham)的文集,我们亦可以在他的博客paulgraham.com中阅读他的文字。书中,我特别喜欢保罗·格雷厄姆关于财富的论述,这与我一直以来所坚持的观点类似;我也喜欢格雷厄姆关于黑客的描述,这与我的性格相似,我对「搞事情」(hack)特别感兴趣;格雷厄姆对编程语言的深入讲述,让我对「编程」有了更深的理解 … 这是一次很愉快的阅读经验。

保罗·格雷厄姆被《福布斯》杂志喻为「撼动硅谷的人」,他是美国互联网界教父级人物,是互联网软件(Viaweb)的发明者,他对Lisp语言推崇备至。格雷厄姆是程序员、风险投资家、作家,他创办的Y-Combinator(2005)已成为美国最有价值的创业孵化器。然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格雷厄姆在读完计算机系的研究生之后,曾在艺术学校学习绘画,不过,他似乎不是一名出色的画家。这没有关系,绘画的经验让他对计算机与编程产生了不一样的思考。在很多人看来,计算机与绘画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事情,前者是冰冷的、精准的、有序的,后者是热情的、感性的、狂放的;在格雷厄姆看来,计算机与绘画有很多共同之处,本质上,黑客与画家都是「创作者」。

很多时候,黑客(hacker)在公众的固有印象中是入侵计算机的人,一个破坏的角色,然而,在程序员眼中,只有那些精通程序,可以随心所欲地支配计算机的程序员才能称为黑客,hack the problem 意味着很漂亮地解决了一道难题。格雷厄姆认为黑客更像建筑师而不是工程师,建筑师决定「做什么」,工程师想出「怎么做」。在英语中,「架构师」与「建筑师」都是同一个词 —— architect,似乎暗示着,出色的黑客(程序员)不仅负责建造,还负责「构架」。书中,格雷厄姆这般写道:黑客不只是单纯地决定如何实现某种规格,黑客的最高境界是创造规格,而做到这一点的最好方法就是先做出一个样品把规格实现了。(p019)

黑客是自负的。黑客不服从管教,也许这令人生厌,但格雷厄姆希望人们能更多地看到黑客这种性格的长处,这是是黑客之所以成为优秀程序员的原因之一。黑客不喜欢版权法,这似乎违背常理,但黑客的确是最热衷分享的一群人,版权和专利制度让黑客深感担忧,他们不希望这些制度束缚自己的思想自由,他们相信开源分享才能永续刺激并触发新一代技术的诞生。

黑客就是这样的一群人。黑客是酷的。
 

二、从绘画学习

在《创意,从无到有》一书,美国广告大师杨杰美这样写道:对广告工作者而言,要培养洞悉问题的心理习惯(创意),最好的方法是研读社会学著作,这些书比大多数的广告学书籍更能教你学会做广告。无独有偶,格雷厄姆也有类似的看法:黑客新想法的最佳来源,并非那些名字里有「计算机」三个字的理论领域,而是来自于其他创作领域,与其到「计算理论」领域寻找创意,还不如在绘画中寻找创意。格雷厄姆相信,黑客更像创作者,而不是科学家,因此,要了解黑客,不应该在科学家身上寻找启示,而是应该观察其他类型的创作者。

那么,在画家身上,我们能得到什么启示呢。摘录如下:

1、从实践中学习
画家学习绘画的方法主要是动手去画,黑客学习编程的方法也理应如此,大多数黑客不是通过大学课程学会编程的,他们从实践中学习。我想大多数创作者都是这样学习和工作的,作家和建筑师似乎都是如此。也许对于黑客来说,采取像画家这样的做法很有好处:应该定期地从头开始,而不要长年累月地在一个项目上不断工作,并且试图把所有的最新想法都以修订版的形式包括进去。(p026)

2、通过范例学习
对画家来说,博物馆就是美术技巧的图书馆。几百年来,临摹大师的作品一直是传统美术教育的一部分,因为临摹迫使你仔细观察一幅画是如何完成的。同样地,黑客可以通过观看优秀的程序学会编程,不是看它们的执行结果,而是看它们的源代码。开源运动最鲜为人知的优点之一,就是使得学习编程变得更容易了。(p027)

3、弱即是强 (Worse is Better)
如何准确地描绘一个事物?美术老师会告诉你,先快速用几根线画出一个大致准确的轮廓,然后加工草稿,逐步完善细节。如果你一开始就沿着轮廓一个部分、一个部分地画,最后很可能画不好,因为各个部分的错误会累积起来,最终导致整幅画失真。如果最后发现最初设计的轮廓是错的也没有关系,重新修改便是。无数古代油画放在X光下检视,都能看出修改痕迹。格雷厄姆相信,黑客也应该这样工作,而且,他就是这样编程的。然而,大学编程课程通常教导学生:在上机编程之前,应该先在纸上把程序搞清楚。格雷厄姆认为,这种编程方法是错的。我们应该在编写代码的同时,而不是在编写代码之前,把整个程序每个细节想清楚。
在软件领域,有两种开发模式,一种是「弱即是强」模式:如果你正在设计某种新东西,就应该尽快拿出原型,听取用户的意见;另一种是「万福玛丽亚」模式:你应该等到完整的成品出来以后再一下子隆重地推向市场,现实是,无数创业公司因为相信了这种模式而被市场淘汰。

4、黑客不是科学家
黑客不同于科学家,是创作者而不是研究者,这很重要,因为,如果你越往自然科学的方向发展,就越是把自己的工作弄得看上去像数学,这会产生一个严重的问题:偏向于解决那些能够用数学公式处理的问题,而不是去解决真正重要的问题。另外,你还可能为了配合论文写作,而把自己的软件写得很丑,但是,黑客的工作重点是编程,而不是写论文。编程,或创造编程语言,是设计问题而不是科研问题,这意味着你需要更多地考虑用户。为谁设计?用户需求是什么?做出用户需要的设计。 但是,用户不了解所有可能的选择,也经常弄错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所以,格雷厄姆特别强调,是「用户需要的设计」,而不是「用户要求的设计」。在格雷厄姆看来,一个好的设计师应当像医生一样,根据病人的症状,找出病因,然后对症下药。
 

三、理想的语言

几个简单的概念。我们要控制机器,必须有一张机器读得懂的操作命令清单。这种操作命令的总和就是计算机的「机器语言」。为了方便,我们把每个命令换成更符合人们习惯的名字,例如,把机器语言的加法命令「11001101」换成接近我们自然语言的「add」,我们得到了一种新的语言,也即「汇编语言」。汇编语言和机器语言一样都是更贴近机器操作的低级语言, 由于语言自身的限制,汇编语言只能让大多数计算机实现一些很简单的事情。但是,如格雷厄姆所言,黑客与画家一样都是「创作者」,创作是需要自由的,不应受限于「语言」,黑客希望可以更自由地编程,更专注地解决问题,而不是花大量的时间来考察机器是否懂自己的程序。于是,黑客需要一个助手,在他和机器之间进行翻译工作,这个助手可以是一个人,但更理想的,是一个程序,我们叫它「编译器」,它将简便灵活的程序转变为硬件可以理解的语言。这种简便灵活的程序所使用的语言就叫做「高级语言」。

有了高级语言,我们终于可以「写我所写」,不再受限于机器本身,也无须考虑不同计算机的机器语言是否相同,比如,你无须考虑你的写作对象是英国人还是日本人,你用母语(自己擅长的语言)表达即可,因为总有助手(编译器)替你翻译。也就是说,高级语言具有更强的「可移植性」。编译器处理的高级语言代码称为「源码」,经过翻译以后产生的机器码叫做「目标码」。一般而言,商业软件提供的往往是目标码,而开源软件提供的是源码,你可以通过源码完全地控制软件。Linux是一种开源的操作系统,聪明的黑客发现并解决了其中大量的bug,而Windows是封闭的,它只能由微软公司的程序员修正自己的bug。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程序员都会选择高级语言编程,但汇编语言有时也会派上用场,当你需要在微观层面控制计算机硬件的时候,例如游戏软件需要考虑硬件的条件限制(运行速度、散热等),汇编语言这种低层级的语言可以发挥作用。低级语言更接近于机器语言,而高级语言则更接近人类语言。高级语言当中,也有层次的差异,例如,C语言是一种低层次语言(格雷厄姆称之为「可移植的汇编语言」),而Lisp语言是高层次语言。语言层次越高就越抽象,甚至完全脱离硬件,但是,格雷厄姆提醒,一种语言的好坏并不是以抽象程度为标准的,任何语言的最终目的都是解决问题,反例是,Prolog语言非常抽象,但只能解决2%的问题。

使用不同的语言有着不同的考量。大多数程序员选择C语言来编写操作系统,因为C语言更接近硬件,如果你要考虑系统的运行速度,那C语言是更好的选择。不过,计算机硬件正在以摩尔速度更新换代,硬件的运行速度越来越快,也越来越可靠,较低级的语言在这些方面的优势正不断减少。同时,C语言的另一个弊端相对地被放大,它似乎更脆弱一些,恶意的黑客会根据C语言的特点对计算机进行攻击。另外,有趣的是,不同的高级语言的设计意图也是不同的,有些语言关心如何「防止程序员干蠢事」(以Java为代表),而另一些语言则鼓励程序员「用编程语言干一切他们想干的事」(以Perl为代表)。

Perl语言可不简单,1987年,拉里·瓦尔(Larry Wall)为了使管理机房的工作变得方便,在业余时间创造了Perl语言,这直接启发了很多黑客:为什么不动手设计一种自己的语言呢?语言开始变得多样化。有些语言有着极其强大的函数库,而有些则注重于内核设计,有些语言(例如Cobol、Java)曾流行一时,但后续语言却没有继承它的思想,很快便走到尽头。格雷厄姆认为,编程语言也存在一个进化的脉络,事实上,很多语言分支最终都会成为进化的死胡同。但是,最近十几年,诸如Pert、Python、Ruby等开源语言的崛起,带来了一些绝妙的创新,而且新语言更多地以开源项目的形式出现,而不是以研究性项目的形式出现,语言设计开始被黑客接管,新语言的设计者更多的是使用它们的应用软件作者,而不是编译器作者,格雷厄姆认为,这是非常好的趋势。

总的来说,软件发展的历史已经长达50年,但是编程语言的进化却非常缓慢,格雷厄姆解释道,这是因为编程语言并不是真正的「技术」,语言只是一种书写方法,程序则是一种严格符合规则的描述,以书面形式记录计算机应该如何解决你的问题。(p159)然而,尽管缓慢,编程语言还是存在一个进化的脉络,其中,我们可以看到每一种语言的位置,可以看到语言进化的主干,格雷厄姆认为这很重要,它启发我们去选择那些靠近主干的语言。

那么,什么样的语言才会流行,什么样的语言才能成为主干语言呢。首先,一种语言的内核设计得越小、越干净,它的生命力就越顽强,这样的编程语言才会存在于进化的主干。其次,这种语言必须是黑客所喜欢的。格雷厄姆认为黑客的看法比语言设计者的看法更重要,因为语言其实是一种工具,为黑客所用,编程语言的设计必须考虑到使用者的习惯和喜好。进一步,什么样的语言才是黑客梦寐以求的编程语言呢。首先,有三项基本条件:一种免费的实现;一本相关书籍,有大量优秀的范例可供学习,而且非常符合直觉;语言所依附的计算机系统必须也流行。此外,还需满足:

1)干净简练。简洁性最重要的方面就是要使得语言更抽象。
2)允许黑客以自己的方式使用。开放自身的设计,提供与语言创造者平等的权力。
3)善于完成黑客想要完成的各种任务。很适合开发一次性程序。可以快速写出一个程序的原型。
4)函数库。优秀函数库的重要性将超过语言本身。 函数库的使用应该符合程序员的直觉。
5)效率。好的编程语言生成的代码有较快的运行速度。
6)时间。
7)再设计。设计一样东西,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经常“再设计”。
(p202 – 211)
 

四、互联网软件

对于一般计算机用户来说,我们不太会留意桌面软件和互联网软件的区别。在1995年以前,我们都在用桌面软件,直到格雷厄姆他们编写了第一个互联网软件Viaweb,这是一个网上商店生成器,后来被雅虎收购,更名为Yahoo Store。不过,当时人们还不懂什么是互联网软件,一年后,Hotmail上线,首创了用户可以在邮件中使用HTML标记语言,人们才开始明白并接受这一概念。什么是互联网软件呢,简单来说,就是运行在云端服务器,而不是你的PC电脑的软件,它以浏览器作为操作界面,并通过网络来实现。

软件从桌面移到服务器,对开发者来说,这带来了一系列根本性变化。首先,互联网软件不只是一个单独的代码块(二进制文件),而是一个程序集合。格雷厄姆这般比喻两者的差异:设计桌面软件就像设计一幢大楼,而设计互联网软件就像设计一座城市:你不仅需要设计建筑物,还要设计道路、路标、公用设施、警察局、消防队,并且制定城市发展规划和紧急事件的应对方案。(p063)其次,由于互联网软件不是一个单独的二进制文件,而且服务器/硬件控制在自己手里,所以,互联网软件可以使用多种编程语言开发,你可以根据不同的场合,挑选最有优势的语言。桌面软件由于受到操作系统的限制而只能采用与之一致的语言(C或C++),也就错过了诸如Perl、Python、Lisp等高级编程语言,失去了编程的更多可能性。

另外,由于软件运行在云端服务器,它的发布方式发生改变,它不必像桌面软件一样,由用户下载、安装、更新,互联网软件可以实时更新。更新桌面软件对开发者来说是一件极其痛苦的事情,因为他需要考察一大块巨型代码,而互联网软件则轻松得多,它可以分解为一系列渐进式修改。所以,只要软件可以运行,它就可以发布。这有个好处,就是避免开发者出现心理惰性,如果一个新版本要等到一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发布,我们往往会将之束之高阁。实际上,创意往往是需要时时刺激的。格雷厄姆发现,实现某个构思,会带来更多的构思,将一个构思束之高阁,不仅意味着延迟它的实现,还意味着延迟所有在实现过程中激发的构思。对于互联网软件来说,只要想到好的构思,开发者就可以立刻着手实现。

互联网软件的一个技术优势是,出现bug时,你不需要用户发送错误报告,苦苦猜测用户PC与软件的错误,因为用户的数据就在服务器上面,你直接处理就可以了。甚至,你不需要客户告知就知道软件运行的异常,并及时修复。因为轻便,互联网软件只需要具备运行条件就可以发布,这非常适合市场竞争异常激烈的今天,创业公司需要迅速推出1.0版本,根据市场需求不断迭代。此外,互联网软件让你前所未有地了解用户行为,用户的每一次点击都可以统计,你几乎可以不花费任何成本,便可得到大量的用户数据,你可以知道用户的使用习惯,用户在使用过程中遇到的麻烦,用户的兴趣 …… 这些会帮助你不断优化程序,比你的竞争对手更快地开发出用户满意和喜爱的软件。

正是互联网软件具备这些得天独厚的优势,开发软件需要的程序员人数越来越少,这有利于初期的创业公司。一间公寓,一台连着ISP的服务器,少数几个人便可把软件写下来,并让产品运营。另外,软件的收费模式也发生变化:无需购买软件的所有权,而是像订阅报纸一样订阅软件的使用权。按传统的桌面软件的销售模式,厂商每推出一个新版本,就会强迫用户重新出钱购买,而如果只是收取用户的订阅费,操作起来便会自然、简便许多。

对于用户来说,软件从桌面移到服务器,这也带来了一系列根本性变化。首先,用户不必了解计算机内部的运作机制,不需要了解何谓操作系统,何谓驱动程序、补丁等等等。互联网软件运行在服务器上,用户界面就是网页,因此,对于普通用户来说,了解软件应用本身就足够了,其他所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交由专业人员来维护。互联网软件没有安装在自己的PC终端,用户不用被迫称为系统管理员,不用担心安装出错,也不用关心软件与操作系统是否兼容,因为软件与你使用的操作系统彻底无关。用户也无需担心数据丢失,互联网软件的运营方会随时备份数据。

此外,互联网软件拥有桌面软件无法匹及的优势,它不受地域限制,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可以使用,它的数据存放云端,可以随时共享。因此,格雷厄姆断言,「你的电脑」这个概念正慢慢成为过去时,取而代之的是「你的数据」(p062)。互联网软件让你可以在任何终端设备上获取「你的数据」,这些终端设备不一定是PC电脑,也可以是手机、PAD、手表、耳机等等,它们可以随时地方便地携带身边,人与数据成为一体。有了互联网软件,你的数据和软件本身都不需要保存在终端设备之上,格雷厄姆认为这些终端设备应该像电话那样,它只是一个数据转接的设备而已,我们与云端数据对话。
 

五、何为财富

我们需要的东西就是财富,衣食住行、阅读、旅行等等都是财富。财富与金钱并不是同样的东西,金钱只是财富的一种简便的表达方式。遗憾的是,人们很难觉察到这一差别的微妙之处。其底层逻辑是这样的:在一个高度分工的社会,你需要的大部分产品都无法自己制造,于是,我们需要「交换」,而金钱是一种交换媒介。作为交换媒介,金钱(等价物)提高了交换效率,却也往往模糊了交易的实质。存储黄金并不能让一个国家变得更富有,如果总体财富不变,金钱越多,物价越高,迎来的往往是通货膨胀。同样,我们拼命赚钱,但留住金钱并不会让我们变得「富有」,财富才是你的目标,金钱不是。

关于财富,我们有很多的误解。例如,财富常常被形容为一张大饼,总量是有限的,于是你分到的越多,别人分到的就越少,反之亦然,于是,这是一个零和游戏。格雷厄姆告诉我们,这是一个谬论。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用来交换的金钱数量也许是固定不变的,但是可供交换的财富却不是恒定不变。比如,我们可以通过修葺一辆破旧的车,让自己的财富变得更多一点,而此时,没有任何人的利益受损。再如,财富不一定是有形之物质,抽象的「知识」、「技术」也可以是财富。而且,财富不一定非要通过「出售」来实现价值,科学家分享新知识、黑客分享开源软件,他们都在创造财富,以「共享」的方式。同时,格雷厄姆承认不同的程序员创造财富的速率是有差别的,甚至,一个平庸的程序员可能非但无法创造财富,甚至还可能减少财富,比如引入了bug。

关于财富的公平,我们也有着普遍的误解。格雷厄姆小时候以为插座就是发电的地方,而不知道电力由电厂生产,类似地,很多人认为财富是社会固有的、不变的,只是由某个权威机构来负责分配(理应公平),而没有意识到财富是创造出来的(并不均等)。由于每个人的技能不同,创造的财富不同,因而换取的财富也理应不同。这才是公平所在。显然,我们不愿意承认这种差别,也不相信这种差别会如此巨大,格雷厄姆提醒我们,一支篮球队不会愿意用一个运动员交换100个普通人,苹果公司也不会愿意用乔布斯交换一个100人组成的委员会,这便是个人价值的不对等性,个人价值是以创造财富的能力来衡量的。

基于此,格雷厄姆进一步认为,在现代社会中,「贫富分化」实际上是一种健康的信号。「技术」加剧了有技术者与无技术者之间的生产效率差异,这促使人们不断学习并掌握新技术,提高创造财富的能力。得益于此,整个社会的财富得以极大丰富,反过来,社会整体财富的提高,让每一个社会个体同时受益。虽然每个人所拥有的「交换财富」(金钱)的比额存在差距,但是生活的其他差距其实缩小了,一百年前,普通人与富人的生活境况截然不同,而今,由于技术的发展,普通人享受到了以前富人才可能拥有的生活,汽车、手表、手机等等不再是奢侈品。无论在物质上,还是在社会地位上,不太恰当地借用经济学的概念,普通人与富人的「边际」差距正在缩小。与农奴社会不同的是,如今财富的差异性来自技术革新而不是通过抢夺他人,于是,如果技术变革带来的生产效率的提高,并没有体现在收入层面,可能意味着:1)技术变革的停顿、2)创造大部分财富的人停止工作、3)创造大量财富的人不获取报酬,结果是,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变得更贫穷。

书中,格雷厄姆提出了一个非常有趣,同时颇具启发性的观点:一个社会需要有富人。富人可以创办企业来创造就业机会,普通人由此得以赚钱养家糊口,这不是主要原因。重要的是,「你让他致富,他就会造出一台拖拉机,你就不再需要使用马匹耕田了」(p122)。「技术」才是最大的潜在财富。
 

六、如何创业

在格雷厄姆看来,致富的最好方式就是创业,或者加入创业公司。创业公司无法改变创造财富的法则,这里也有一个守恒定律:如果你想赚100万美元,就不得不忍受相当于100万美元的痛苦,然而,创业公司可以将你的工作、你的压力压缩到三四年,你不再是低强度地工作四十年,而是以极限的强度工作四年。承受极限的压力通常会为你带来额外的报酬,高新技术领域尤其如此。但是,创业并非易事,书中,格雷厄姆给了几点建议。

1)创业公司要做一些独特的事情和精致的产品。大公司可以互相模仿,只要做到不太烂,就能赢,但是创业公司不行。如果创业公司的每件事情都只是平均水准,那只能得到平均结果,这意味着关门倒闭。

2)从制造简洁的产品开始着手,首先要保证你自己愿意使用。然后,迅速地做出1.0版,并且不断加以改进,整个过程中密切倾听用户的反馈。只有懂得设计的黑客,才能设计软件,你得自己动手设计和开发,否则就不要创业。

3)用户需求才是你设计产品的方向,开创创业公司不仅仅是为了解决问题,而是为了解决那些用户关心的问题。不要为了取悦风险投资商或潜在并购方而设计你的产品,不要让那些「衣冠楚楚、西装革履的家伙」替你做技术决策。只要赢得用户,一切都水到渠成。

4)当你开始做生意时,很容易陷入一种迷思,认为只要把东西做出来就会有人要。在互联网泡沫的那段日子,我遇到一位女士,她喜欢户外运动,所以开办了一个户外运动门户网站。如果你真的喜欢户外运动,你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生意吗?其中一种就是从出错的硬盘挽救数据。两者有何关联?没有关联。我只是借此表达我的观点,就是如果你想要创造财富(这里指的是狭义的财富,也就是使你免于饥饿的东西),那么你应该抱着特别怀疑的态度,去思考那些着眼于你自己感兴趣的东西的商业计划。对于自己感兴趣的东西,你会觉得它们很有价值,但是它们恰恰最不可能与他人眼中有价值的东西发生重合。(摘自p094)

5)创业致富,你需要两样东西:可测量性和可放大性。业绩应该是可测量的,同时能够产生巨大的效应,任何一个通过自身努力而致富的个人,在他们身上应该都能同时发现可测量性和可放大性。幸运的是,创业公司为每个人提供了一条途径,同时获得可测量性和可放大性。

6)创业公司与一般餐馆和理发店的区别是,创业公司通过新技术创造盈利的机会。技术就是某种手段,就是我们做事的方式,它的经济价值取决于有多少人使用这种新方式。餐馆煎鸡蛋,理发店剪头发,每次只能为一个顾客提供服务, 但是,如果你能够为大多数人提供解决某一难题的技术手段或方案,也就产生了放大效应。需要注意的是,一些非技术型公司其实也在解决技术问题,格雷厄姆以麦当劳和沃尔玛为例,麦当劳的成功在于设计了一个快餐服务体系,而沃尔玛设计出一种新型商店,这些都可以复制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7)创业之初,你可能会担心自己不懂得管理,或者你害怕竞争。格雷厄姆把这些忧虑比喻为「没有通电的电篱笆」,实际上,那些像模像样,有着办公室、商业计划、销售员的公司害怕你胜过你害怕他们,只要你掌握着某一领域的核心技术,或独一无二的创意。

8)那么,如何评价你的商业竞争对手呢?格雷厄姆分享了一个妙招:关注他们的招聘职位。(p180)

9)又,如何招聘员工呢?格雷厄姆在面试程序员的时候,最关注的事情就是这些应聘的程序员在业余时间写了什么软件。因为,如果你不爱一件事情,就不可能将它做到极致。

10)选择10个有着共同志向的最优秀的伙伴。创业公司的小团队模式可以让每个人产生最大的能量。显然,每个优秀的人都愿意与其他高手平均工作效能,而不是平庸之辈。这正是创业公司的真正意义。

11)开发竞争对手难于复制的技术。大公司会复制你的技术,利用其品牌、资本、经销的优势迅速将你逐出市场。大公司会绕过你的专利保护,或者直接侵犯你的专利,因为他们并不惧怕官司,官司的成本足以拖垮你。因此,一开始就从最难的问题,最难的技术手段入手,通过「技术」本身设置「进入壁垒」。

12)在合适的时期卖掉自己的创业公司。格雷厄姆认为,管理一家公司与创立一家公司是不同的两件事。当公司的情况趋于稳定,让大公司来接手或许是更明智的选择。格雷厄姆还悄悄告诉我们他的小心思:大多数时候,促成买方掏钱的最好办法不是让买家看到有获利的可能,而是让他们感到失去机会的恐惧。

不过,不是所有人都适合自己创业。创业也会遇到两类问题,也许和自己的预想南辕北辙。(以程序员为例)首先,如果是自己开公司,你必须处理许许多多与开发软件完全无关的事情,这会让你迅速丧失热情。其次,赚钱的软件往往不是好玩的软件,两者的重叠度不高。(p024)那么,黑客如何才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有一个好方法,找一份养家糊口的「白天工作」(day job)。你有一份为了赚钱的工作,还有一份为了爱好的工作,如果幸运的话,你能找到一份与「真正工作」高度相关的白天工作。(p025)

无论是创业还是加入创业公司,最重要的是创造财富。格雷厄姆提醒我们:公司的业务高度专业化,掩盖了它们都是在创造财富的相似性,而且,不只是制造业公司在创造财富,许许多多不生产物质商品的公司也在创造财富。只有创造财富才能生存。(p097)另外,公司内部的各种层级使得我们常常会认为自己是为公司的需要而工作,而没有觉察到,其实你为了满足顾客的某种需求而工作。即使不加入公司,你也能做到。所以,在择业之时,重要的不是加入某个公司,而是做出人们需要的东西。(p098)
 

七、摘抄

黑客的出发点是原创,最终得到一个优美的结果;而科学家的出发点是别人优美的结果,最终得到原创性。(p026)

黑客就像画家,工作起来是有心理周期的。有时候,你有了一个令人兴奋的新项目,你会愿意为它一天工作16个小时。等过了这一阵,你又会觉得百无聊赖,对所有事情都提不起兴趣。为了做出优秀的工作,你必须把这种心理周期考虑在内。只有这样,你才能根据不同的事情找出不同的应对方法。对于画家和黑客这样的创作者,有些工作需要投人巨大的热情,另一些工作则是不需要很操心的日常琐事。在你厌倦的时候再去做那些比较容易的工作,这是个不错的主意。对于编程,这实际上意味着你可以把bug留到以后解决。消灭bug对我来说属于轻松的工作,只有在这个时候,编程才变得直接和机械,接近于休闲。消灭bug的过程就像解一道数学题,已知许许多多的约束条件,你只要根据条件对方程求解就可以了。(p029)

程序员的时间要比计算机的时间昂贵得多。一种让程序员做无用功的语言才真正称得上很烂。浪费程序员的时间而不是浪费机器的时间才是真正的无效率。(p152/163)

一种效率低得不可想象的语言遇到了性能强大得不可想象的硬件,会发生什么事呢。(p163)

編程语言首要的特性应该是允许动态扩展:编程语言是用来帮助思考程序的,而不是用来表达你已经想好的程序。它应该是一支铅笔,而不是一支钢笔。我们需要的是一种可以随意涂抹、擦擦改改的语言。(p022)

不要把编程语言看成那些已完成的程序的表达方式,而应该把它理解成促进程序从无到有的一种媒介。这里的意思是说,成品的材料和开发时用的材料其实是不一样的。搞艺术的人都知道,这两个阶段往往需要不同的媒介。

评价一种语言的优劣不能简单地看最后的程序是否表达得很漂亮,而要看程序从无到有的那条完成路径是否很漂亮。某种设计使得最后的程序非常漂亮,但是不一定同时具备漂亮的编程过程。 (p218)

如果目标用户群体涵盖了设计师本人,那么最有可能诞生优秀设计。如果你觉得自己在为傻瓜设计产品,那么很可能不仅无法设计出优秀产品,而且就连儍瓜也不喜欢你的设计。(p216)

设计意味着做出符合人类特点和需要的产品。但是,“人类”不仅包括用户,还包括设计师,所以设计工作本身也必须符合设计师的特点和需要。(p221)

essay(论文)这个词来自法语的动词essayer,意思是“试试看”。从这个原始意义来说,论文就是你写一篇文章,试着搞清楚某件事。软件也是如此。我觉得一些最好的软件就像论文一样,也就是说,当作者真正开始动手写这些软件的时候,他们其实不知道最后会写出什么结果。162

你应该写什么程序?随便什么,只要能让你最省力地写出来就行。但是要注意,这必须是在你的思维没有被当前使用的编程语言影响的情况下。这种影响无处不在,必须很努力才能克服。你也许觉得,对于人类这样懒惰的生物,喜欢用最省力的方式写程序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但是事实上,我们的思想可能往往会受限于某种现存的语言,只采用在这种语言看来更简单的形式,它对我们思想的束缚作用会大得令人震惊。新语言必须靠你自己去发现,不能依靠那些让你自然而然就沉下去的思维定势。 (p167)

当你设计语言的时候,心里牢牢记住这个目标是有好处的。学习开车的是时候,一个需要记住的原则就是要把车开直,不是通过将车身对齐画在地上的分割线,而是通过瞄准远处的某个点。即使你的目标只在几米开外,这样做也是正确的。我认为,设计编程语言时,我们也应该这样做。(p169)

技术的变化速度通常是很快的。但是,编程语言不一样,与其说它是技术,还不如说是程序员的思考模式。编程语言是技术和宗教的混合物。所以,一种很普通的编程语言就是很普通的程序员使用的语言,它的变化就像冰山那样缓慢。(p179)

当人们自己从事创造性工作的时候,好像就会忘了保持简单这个原则。当你被迫把东西做得很简单时,你就被迫直接面对真正的问题。当你不能用表面的装饰交差时,你就不得不做好真正的本质部分。(p135)

一个可以成为许多新工作基础的证明要优于一个难度很高但无助于未来学科发展的证明。(p138)

1958年,约翰·麦卡锡第一个提出了Lisp语言。(p183-186)

埃里克·雷蒙德写过一篇文章《如何成为一名黑客》。文中有一部分专门谈到,在他看来,如果你想当一个黑客,应该学习哪些语言。他建议从Python和Java入手,因为它们比较容易学。想当高级一点的黑客,还应该学习C和Perl,前者用来对付Unix系统,后者用来系统管理和开发CGI脚本。最后,真正非常严肃地把黑客作为人生目标的人,应该考虑学习 Lisp。Lisp很值得学习。你掌握它以后,会感到它给带来的极大启发。这会大大提高你的编程水平,使你成为一个更好的程序员。(p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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