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焦的,不是教育 —— 读《别让孩子继续错过生命这堂课》

七月 14th, 2020 § 0 comments § permalink

 

文/梁栋﹝LeungTong﹞
 

我们的教育已然失焦。诚实地,我们已不太知道什么是「教育」了。我们用失焦的标准、失焦的方式看待我们失焦的教育。于是,我们很难寻找「对焦」的机会,这是一个遗憾的、糟糕的正反馈与死循环。当然,我们不会承认。我们怎么可能不懂教育?自己的十年寒窗、孩子的十年寒窗,没有人比我们更懂得其中的游戏规则,以及当中的焦虑。可是呢?没有可是了。诚然,我们不会满意当下的教育,我们在改革,一直在改革。然后呢?没有然后了。

杨照写了一本书 —— 《别让孩子继续错过生命这堂课》,试图探讨台湾教育的「缺」与「盲」。书中,杨照讨论了以考试为中心的教学对教育产生的扭曲;讨论了教育现实所造成的巨大浪费,以及在公平性上的严重失衡;书中,杨照还讨论了追求知识的根本动机,为学之品德、品质与品味,等等。虽在彼岸,杨照的文字对大陆教育亦有同样的启示意义。

书中,杨照记述了其儿女(李其叡)决定离开台湾,留学德国的前前后后。在国中二年级的年纪便远赴德国生活,这比想象的要艰难得多,「但至少,我这一年还可以有生活」,李其叡如是说,德国的求学经验,让李其叡更加明白,异乡生活的艰难、挣扎、痛苦,比留在台湾应试、应试、应试要好得多,因为,那痛苦是真切的、深刻的、生命所经验的,而应试的日子,连痛苦都不真实,都是表面的、浮泛的、虚伪的,被集体安排、集体强制的。① 我们会怎么看待一个厌恶应试、逃离应试的学生?会不会,他们厌恶的、逃离的,或许只是「虚伪」与「浮泛」;他们希望的,或许只是「还可以有生活」呢。但是,在应试的语境下,我们会这么想吗?我们从未让学生在求索知识的「艰辛」中获得智识的愉悦,也从未让学生真正理解、体会教育/学习的意义,我们在一个所谓的应试教育的「社会规则」里学习,却不是在生动的「生活」中学习。这是问题失焦的起点。问题的失焦,导致方式方法失焦,失焦的方式方法解决不了问题。

因为女儿留学德国,杨照得以近距离审视德国教育,比较台湾教育与德国教育的不同。通过杨照的文字,藉由德国教育的经验,我们得以用不一样的视角来重新对焦自己的教育。如杨照之言:离开台湾本位,离开「正常」本位,我痛苦地发现了台湾教育许多硬是被当作「正常」的「不正常」。要使得台湾教育可以变得不一样,我无奈地相信,只能从这个社会愿意看见「不正常」,承认「不正常」开始。②

然而,何谓「不正常」?又,什么才是「正常」的?以我们的教育视角,德国的课堂是「不正常」的,德国的老师是「不敬业」的。吵闹的教室是李其叡对于德国中学教育的难忘印象。书中,杨照写道:老师走进教室,没讲几句,提出第一个问句,台下便开始「吵闹」起来,一个意见接一个意见,一直到下课。整一节课,老师几乎不需要多讲什么。李其叡曾怀疑:这样的课堂,老师什么都不需要教,那学生可以学到什么?课堂上的讨论,热闹归热闹,并没有实质的内容,甚至简直就是胡说八道。这般讨论,意义何在?更过分地,李其叡发现,即便明确列在课表之上的课程,老师也可能随时取消。「和台湾的中学相比,德国的中学简直像儿戏」,她不习惯这样的课堂,不解为何老师可以如此不敬业。

后来,她体会到其中的道理,也便开始欣赏这不太正常的德国教育。按德国教育的设计,学校和老师并不是特别重要的角色,学生才是。相应地,一个学生主要的学习时间,并不限于在校时间;主要学习的内容,也并不限于学校、老师、课本给定的内容。因此,老师不觉得每堂课都必须在,都必须上;学校不认为学生必须长时间留在学校。课堂上的讨论,并非正确的、优秀的、特别的意见才可以表达、值得表达,在德国教育看来,重要的是,直接地、诚实地表达自己的意见。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看法,也都有权利表达自己的意见。而且,不同的意见,可以讨论,可以争议。这才是正常的。意见交流,这是德国课堂所预期的方式。他们相信:学校所提供的,毋宁是一个学生自我学习过程中的不时协助与检验,绝非取代。没有自我摸索、自我学习习惯与能力的人,无法光靠上学、上课得到所需的知识与能力 ③ 。

我们不是。我们相信,学校所提供的,必然是一套权威的系统的「知识」传授,在我们的教育设定里,学生是一张「白纸」,是一个被动的接收者角色。这是洛克的假设和主张,也是工业社会的教育想象。在工业体制之下,教育的职能就是培养善于「听从指令」的工厂工人,以提供工业社会所需的劳动力。同构地,学校就是一个工厂,一个生产学生的地方,这里通过各类测试来进行品控和区分。当然,这是明面上的说法。本质上,我们所预期的,不是知识传授,而是应试题目的标准解法。我们真的关心「知识」吗?不是。我们都不知道知识何用,除了答卷。熟练习得应试题目的解法,在升学考试中得到更好的分数,从而在日后的「利益分配」中处于有利位置,这是我们社会的教育逻辑,也是家长们的教育逻辑,渐渐地,成为学生的学习逻辑。我们教育的逻辑起点是「找工作」(利益分配),接着是「孩子找工作」(利益分配),于是,「高考」成为人生的关键节点。按此逻辑,学生当然需要长时间留在学校,进行专门的解题训练。老师显然有着比学生丰富的多的应试经验,知道学什么才是「有用」的,知道怎么作答才会得到更高的分数。多元的意见交流,并不是应试的最佳策略,意见无需交流,因为答案唯一。设置应试场景,这才是我们课堂所预期的方式。这是游戏策略,无可厚非。

相应地,德国教育所关心的是知识的道理。李其叡发现,对于数学解题,德国学生学得很少、很差,但在数学原理上,他们却学得很清楚、很透彻,具备着一眼就看出来数学推理次第的能力。德国的数学考试主要考察的不是如何解题,而是你对这个数学问题的「意见」,你怎么看、如何分析,决定用什么方式处理。至于最后的计算答案,并不是那么重要。④ 回到台湾,和同龄同学交流,李其叡清楚地知道,台湾的三角函数题目不是她所能应付的;同时她相信,台湾这种教授三角函数的方式根本无法真正弄懂三角函数的来源与基本道理。在德国,她们更多的是学习数学内部的道理,以及这些道理所管辖的那么多的现实事物。⑤

在台湾的时候,国文是李其叡的痛处,她不解其父亲为何对文字、文学抱有那么大的热忱。在德国,德文课的学习改变了她的看法。一次,她的德文老师选了席勒的剧作《玛丽·斯图亚特》作为课堂作业,学生需要在两周内读完,如常,老师会组织课堂讨论,然后是考试。让李其叡感到不安的是,虽然她熟悉剧作的历史背景,但如果考到剧本的任何一个细节,她必定答不上来。不过,老师给出的题目却是:选择剧中的一个角色,想象一段剧中没有表现的情节,为这个角色写一段席勒没有写的台词。虽然德文表达有限,李其叡还是写出洋洋洒洒一大篇台词,过瘾地当了一回剧作家。⑥ 读完席勒的剧本,她们开始读雷马克的《西线无战事》。老师找来同名改编的黑白老片给学生看,之后是课堂讨论,由「文字和影像的对比」,到「镜头的运用方式」,再到「观众感受之间的关系」 …… 就这样,一年多的德文学习,让李其叡认识了文字、文学迷人之处。她曾不时怀想,如果这种情景,大家在一起七嘴八舌讨论文学,是发生在曾经就读的师大附中该多好。她更加不解:为什么在台湾一定要用那种方式上国文课?为什么大家都要读同样的课本、课文,还要背解释?⑦

写作亦此。杨照提醒我们,要写文章,别搞作文。在杨照看来,「文章」和「作文」是不一样的:「文章」是找到方法尽可能清楚、有效地表达自己所想的、所相信的;而「作文」根本不管你想什么、相信什么。⑧ 在书中,杨照批评作文已沦为「迎合之论」:作文无关自己的信念、想法,作文无关自己的经验,只求显示有足够能力理解阅卷老师所要的「标准答案」,把它传抄下来,就能得到分数鼓励。⑨ 策略上,那些独特的、批判的个人见解可能是不安全的,而采用所谓正确的、符合主旋律的观点表达才是最优的作文方式和应试策略。有经验的考生会发现,作文的诀窍就是「用对的方法拼凑文字」。然而,书写的最大乐趣,正是表达己见,不然,写作为何?杨照担心:这样长大的孩子,不只自己没学会如何想、如何表达,更糟的是,养成了用「作文」的角度去看别人意见的习惯。⑩

在姐妹篇《勇敢地为孩子改变》一书,杨照写道:

国文教育的目的是什么?是教会孩子如何懂得运用国文,藉由中文吸收资讯、自我表达、与人沟通,但我们使用的工具、手段是什么?是课本,是考试。课本里选了一堆「范文」,基本上都是短文,加上生字、注释、作者资料、文艺解说,而考试就考这些课本内容。所以我们的学生到底学到了什么?他们只学到了课本内容,没有学到国文能力!⑪
课本是工具,是阶段,只是要让孩子熟悉这套文字的运用规律,真正的关键在他学到了之后,拿去接触、阅读广大的中文报章与书籍。每个学生有不同的兴趣,国文课应该是帮助学生做好准备,藉由国文课习得的能力,吸收他自己有兴趣的种种资讯、知识与观念。但是,我们做的,却是用国文课、国文考试限制他们去吸收,硬生生地用学课本的时间抢夺、占据了学生去读书的机会,彻底本末倒置。⑫

失焦的教育,本末倒置。失焦的教育,限缩了知识的想象。

我很赞同杨照的观点:我们的教育,一直以来所提供的,仅仅是「资讯」,而不是「知识」。这,令人遗憾。在《勇敢地为孩子改变》,杨照讲道:台湾教育教了很多WHAT,很少教WHY和HOW。学生需要的,都是非常低阶的「什么是」、「是什么」的答案。这种答案,根本就不是「知识」,而只是「资讯」;这种答案,根本不需要人来回答,最容易可以用机器检索来取代。⑬ 水的沸点是100℃,这是资讯;为什么水的沸点是100℃,这是知识。日本殖民统治台湾五十年,这是资讯;为什么日本人要殖民台湾、日本人用什么方法殖民台湾,这是知识。在杨照看来,后者(知识)才能让孩子近一步认识人的行为,开始思考人、思考社会。「资讯」是固定的、外在的、和接收的人无关,透过提问、探讨、理解的「知识」才真正是学习者的,能够改变他的想法、增加他的能力。⑭

这些知识,这些能力,不仅仅帮助我们习得社会分工所要求的职业技能,同时关乎着我们生活的感知能力。缺乏知识 ⑮ ,就缺乏对于生活的敏感度;缺乏知识的生活想象,我们只能以井底的视野,将自己限缩在有限的可能性之中,自娱其乐。这点往往被忽略。知识何为?经由数学训练,我们得以窥见社会生活当中的「数」之关系,以及优美的几何结构;经由现代科学的训练,我们得以了解「物」之结构,以及现代生活的基础构架。社会科学,让我们明白社会组织何以运作,以及何为公正、何以正义;文学与艺术,让我们得以在文字的表达限度之外叙说与感知人性的丰富,养得恻隐之心 …… 这是我们所需要的知识能力。这些知识,给予我们不同的视域、不同的「触角」来感知生活、沉浸于生活。缺乏这些知识,我们就无法在生活的智识层面获得自由。现代科技拓展了生活的边界,相应地,我们理应藉由教育/学习,扩展自己的智识边界。

所以,我们在学习什么,而课程又提供了什么?杨照认为,课程内容的本质,应该是基础、是工具,要协助学生在这个底子上,通过这项训练,培养出学习的兴趣与学习的能力,然后去寻找适合自己、自己需要的知识。⑯ 但遗憾的是,我们的教育仍是以教会学生一套固定的知识(实则资讯)为目标,并要求他们把这些知识(资讯)学得滚瓜烂熟,以因应升学考试。于是,如杨照之言,再好的教材内容,都变形成僵硬的东西。杨照认为,最可怕的是,这样的教育教出无法复杂思考的人。遇到问题,大家的直觉反应就是寻找一个方便的、简单的标准答案,而且习惯认定有标准答案存在。⑰ 这样的教育让学生付出惊人的时间精神,却只学到课纲、课本提供的极少量之事,没有机会学到成人的关键能力 —— 自我学习的能力。⑱ 然而,教育的核心要义,不正是培养学生拥有「可持续」的自我学习能力?终身学习,不是为了应付没完没了的考试,这是生活所需之能力,我们需要阅读、理解未来的新概念、新观念、新技术,我们需要与下一代在同等的智识层面沟通。

我们看到,教育失焦,造成了层层错位。因此,思考教育,首先要让「教育」回归本位 —— 人的心智成长。教育的失焦,是因为我们把「教育」当作利益竞争的工具。应试教育,本质上,不是一个考试不断的教育(教育需要考试),而是一个关系未来利益竞争的「社会规则」,抑或社会游戏。当我们把焦点定格在所谓的「游戏规则」之上,我们关心的是获胜策略,于是,一切都错位了。大学了,我们不必像以往那样刻苦学习,及格足以。这是很自然的逻辑。毕业后,家长们会鼓励孩子读书、学习吗?根本不会。结婚生子成为新议程。我们说,每个阶段做每个阶段「应该做」的事情,这是最糊涂的人生规划。我们怎么能把人生理解成如此贫瘠的单线程的事务清单?不过,这种认知方式,不正是应试思维的既定答案?正如,我们接受教育,重点是应试分数,而不是智识的提升;我们结婚成家,重点是生孩子,而不是两性关系(生活)。

教育,终究需要回归「育人」的本位。如今,崭新的教育理念层出不穷,教育媒介、教育资源越来越丰富、便捷。相较往年,我们可触及的教育想象已无比深远。但是,「高考」仍是教育改革无法规避的核心问题,高考本身就是一个游戏规则,我们不能游离于「规则」之外游戏。因此,教育的成功,终究需要一个创造性的高考方案。这一方案鼓励人们关注「学习」与「心智成长」本身,培育求知求索的乐趣与能力,培养多元的、批判的思维意识,培育同理心,最重要的,人们由此获「利」。

高考改革的每一轮讨论都会戳中社会的神经。如前文所述,我们是在一个叫「高考」的社会游戏中学习的,游戏规则的改变意味着利益机会的不确定。于是,「教育公平」成为议论的焦点。高考对来自贫穷人家的小孩可能更公平、高考是通往成功最平坦的捷径、这是中国唯一公平的人生角逐、没有高考你什么都不是 …… 诸如此类的老生常谈,对教育本身没有意义,对高考改革也没有贡献。这些论调,看似讨论教育公平,实则在维护现有的利益竞争机会。我们真的在关心「公平」吗?我们担忧改革带来的不确定性。

如果说,教育是一种利益竞争的工具,或者,一场逐利的社会游戏,那么高考作为游戏规则,它或许是公平的。但问题是,教育首先是关于人的心智的成长。如果教育只是提供了可以公平竞争利益的机会,却无法培养能够在认知、智识、品格等层面接受未来挑战,并带来社会积极改变的现代公民,教育的意义何在?一个错位的、失焦的教育还可以称之为「教育」吗?一个坏了的蛋糕,无论如何平分,都没有意义。社会不公并非由教育制度造成,其根源在于社会机制、文化观念等种种复杂问题,因之,不能忽视社会生态而绑架教育,不去弥合贫富裂痕而试图借用一个「独木桥」来敷衍了事。近来,互联网有些讨论颇有意思。在豆瓣,有个名为「985废物引进计划」的小组,一群所谓的 985、211的「失败学子」在这里分享着各自失败的故事,有人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些「失败学子」绝大多数都是「小镇做题家」,应试的成功似乎并不能改变他们的命运。⑲ 在知乎,一个「为什么农村出来的大学生很多混得比较差?」的帖子同样引起了广泛讨论。⑳ 可见,深层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事实上,教育真正的问题不是「能否改变命运」,而是「改变什么样的命运」。

我们不妨看看德国的教育思考。在《勇敢地为孩子改变》,杨照这般评价:德国人建立了一套「合理的」教育制度,意思是:对于教育,他们脑袋里明明白白,从前提到结论,从手段到目的,为什么这样而不那样,都是有理由的。㉑ 与我们的课程设置不同,德国的小学只有四年,按德国的教育理念,小学的教育目标和中学截然不同,小学主要是学习如何内化规矩、纪律,培养参与集体生活所需的自觉,小学教育强调的是集体、秩序,对孩子的自我成长有一定程度的压抑,因此年限不能太长。第五年,孩子应该离开这种环境,接收中学教育。中学的教育目标是学会如何建立自我,如何培养自我学习、自我完成的能力,开始知识或技能的训练。㉒

小学毕业,学生开始第一次分流,毕业前,小学老师会给学生一份评估,建议学生进入以追求知识为主的升学系统的中学,还是以学习技能为主的技职系统的中学。前者设置8年课程,以大考成绩进大学;后者设置6年课程,以专业技职学校为目标。在我们的概念里,成绩好的学生进入升学系统的中学,成绩差的学生进入技职学校,这是毋庸置疑的选择,因为我们认定:大学一定高于技职学校,大学毕业一定会比技职学校毕业更有前途,更有机会。相反,德国不是。在德国,大学与技职学校是两种性质不同,而非高低不同的教育。念大学和念技职并不意味着学生的能力、品质有高下之分。重要的是,大学学生和技职学生在日后的薪资水平、社会地位等方面并没有根本的高下差距。㉓

德国人相信,一个正常的社会,既需要抽象的知识基础,也需要精巧的实践技能,两者需要不同的教育方式。因此,他们设计了两条不一样的教育系统,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境况自由选择。同时,两个系统并不是相互隔断的,在中学阶段,两个系统的学生可以改变心意,改变理想,从一个系统跳到另一个系统,尝试不一样的教育。学校会为这些学生开设特别的课程,帮助他们适应不同的教育环境和要求。即便是以升大学为目标的中学,也同样重视学生对技职的认识与兴趣。九年级时,学生会经常去参观各种行业、各式工厂,切身感受在工厂工作的方式、意义、标准与成就感。十年级之后,学生每年都有一段实习的时间,学生需要选择自己最好奇、最有兴趣的行业,找到一个店家、一个工厂,实地上班打工,老师则不定期前往视访,和雇主交换意见,实习结束,雇主还会填写正式的意见报告书。德国教育藉此开发、探测孩子可能具备的特殊技职热情与能力。㉔

德国教育的课程设置、课堂模式、考试意图、考试方式,以及未来的竞争机会、公民意识培育、创新人才培养等,都是彼此相连、环环相扣,构成了一套独特的、清晰的教育理念与教育实践。同时,德国教育没有漠视公平原则。在德国,所有公立学校的学生都享受着政府的资助,外国学生也不例外。可是,凭什么可以拿纳税人的钱去资助外国学生?在德国人看来,「受教」是孩子的基本人权,不应该受到家庭环境好坏的影响,在某种意义上,「受教权」高于「公民权」,不能以「公民权」来限缩「受教权」,即使是「非公民」,也应享有同样的「受教权」。㉕ 这才是教育公平的体现。何谓教育公平?绝不是简单的提供应试机会,来竞争谁可以挤进「体制」(广义),一劳永逸地享受体制福利。难道这不是最大的不公平?相反,真正意义上的教育公平,是平等的、非歧视的教育机会,是能够培养独立人格、同理心、公共意识、批判思维与创新视野的优质教育,是藉由教育所给予的知识能力,创造社会价值以获得与之匹配的各种利益。

因此,教育公平的最终实现,是激发、挖掘学生自身的多元潜能,让他们具备创造价值的能力。教育公平,不是通过考试来「挤名校」。书中,杨照写道:从德国的教育理念来看,「挤名校」和抢都会地段一样,都造成双重浪费 —— 将过多的资源耗尽在争取「名校」和都市商业土地,另一方面,使得其他非名校学位、非精英地段土地无法获得充分利用与发展。(为此,)唯一的方法,就是从根本上改变纵向排名的习惯。不同的学校,从技职到大学,有其不同的特色,提供不同性质的教育内容,真正的 difference in kind,有的是苹果,有的是橘子,不是difference in degree,绝对无法用单一的、同样的标准来衡量、来排序。㉖

基于教育公平及教育原义(质量)的综合考量,高考方案改革,需要鼓励 difference in kind,改变以往的 difference in degree 的做法。2011年夏,我曾写过一篇博文,试图探讨一种新的高考改革思路 ㉗ 。文中,我设想了一种「分项加权计分」的方案。首先,考试模式没有改变、试题类型没有改变,但是,计分模式发生改变。以往,我们的计分方式是,将试卷「每一小项」的分数相加,得到科目分数,科目分数相加得到总分。最终根据总分高低决定录取资格。这样得到的是 difference in degree 的评价体系。

我设想的是,打破学科的藩篱,弱化学科意识,同时,更加明确、强化「每一小项」的考察目标:逻辑分析,数学运算、空间抽象、数学建模、物理知识基础、实验能力、科技文阅读、文言文阅读、现代文学阅读、诗词鉴赏、文字表达、口语表达、各类外语阅读、外语文字表达 …… 与以往计分方式不同的是,这里并非简单的分数相加,而是「每一小项」的得分乘以一个「加权值」之后再相加。每一小项的「加权值」由不同专业(类型)根据自身的能力需求进行设定。例如,应用数学专业对每份试题的每一小项进行权值设定,数学应用题的加权值显然较高,而文言文阅读题的加权值则比较低;相应地,文学专业的权值设定则可能刚好相反。㉘

可以预见,一样的答卷,一样的评卷,但最后的「总分」却不只一个。某学生A,在应用数学的评定(加权设置)下,总分90分,但在文学专业的评定下,却可能是60分。某学生B、C,按原计分模式可能总分一样,但在加权体系下,他们所对应的某种专业评定下的总分却可能不一样。这些「不一样」,意味着专业X比专业Y更适合学生A;意味着学生B比C更适合某种专业,而学生C比B更适合另一种专业。这是 difference in kind 的评价体系。它不是以一种眼光、一种标准来审视学生,而是以多元标准来评定学生能力;它不关心学生的「好」与「差」,而是学生的「差异性」与所擅长的方向;它为学生提供了关于未来专业方向的评价和建议,学生可以根据这份评价和建议(每一个专业权值对应的不同「总分」),结合自己的兴趣选择报读的高校和专业。另一方面,不同高校的不同专业则可以选择在本专业权值下的最好的学生,这些学生在基础能力上显然更能适应本专业的要求。我相信,这是一种更优的高考方案。

回到书本。书中,杨照多次强调德国教育经验未必就是完美的,事实上,每个国家都在反思、评议着自己的教育体系。但是,德国教育的理念与实践,为我们提供了不一样的视角,让我们得以参照与反思自己的教育。我们的教育已然失焦。我们的教育需要回归本位,不要让孩子继续错过生命这堂课。在第二部分,杨照重点讨论了台湾教育的现场 —— 那些被忽略了的7堂生命必修课,分别是:

1、享受知识:回归教育的原点。
2、勇敢创新:青春不该只有考试,学历不是一切。
3、探索自我:没有标准答案的人生更精彩。
4、相信阅读:培养自学能力,帮助落后学习者。
5、独立判断:教改的「本」与「末」。
6、发展专业:高等教育必须提供多元思维。
7、敬业自重:媒体也深负教育重任。

这里,因篇幅所限,无意讨论教育之方方面面,若有兴趣,不妨阅读杨照的《别让孩子继续错过生命这堂课》。最后,我愿意引述书中的一段话:

离开学校,一定要自觉、花工夫地去「unlearn」过去在学校学到的东西和养成的习惯,尤其重要、却也尤其困难的,是改变你与知识的关系、你学习知识的方法与态度。不能再为考试而吸收知识,别再用应试的方法接近知识、吸收知识。要转而为自己吸收知识,知识不是外在、身外不相干的事。知识是为了改变自己而学的,改变自己的能力、改变自己的视野、改变自己的价值信念、改变自己的气质气度。不能改变你的知识,要么那知识根本不值得学习,更有可能的,你用了错误、浪费的方式吸收知识。㉙

教育,抑或学习,终究是一场「无限游戏」。詹姆斯·卡斯在《有限与无限游戏》一书写道:教育揭示出过去的原来越丰富的东西,因为它发现了过去未完成的事物;教育引导人走向不断的自我发现,规训引导人走向最终的自我定义。㉚ 规训在未来重复已完成的过去,教育将未完成的过去延续到未来。㉛ 我喜欢詹姆斯·卡斯的洞见。一直以来,我们接受的是「规训」。规训,是失焦的教育。失焦的,不是教育。

 


注:

① 杨照:别让孩子继续错过生命这堂课,时报文化出版社,2015,p027
② 杨照:别让孩子继续错过生命这堂课,时报文化出版社,2015,p062
③ 杨照:别让孩子继续错过生命这堂课,时报文化出版社,2015,p043
④ 杨照:别让孩子继续错过生命这堂课,时报文化出版社,2015,p050
⑤ 杨照:别让孩子继续错过生命这堂课,时报文化出版社,2015,p050
⑥ 杨照:别让孩子继续错过生命这堂课,时报文化出版社,2015,p054
⑦ 杨照:别让孩子继续错过生命这堂课,时报文化出版社,2015,p057
⑧ 杨照:勇敢地为孩子改变,时报文化出版社,2016,p111
⑨ 杨照:别让孩子继续错过生命这堂课,时报文化出版社,2015,p102
⑩ 杨照:勇敢地为孩子改变,时报文化出版社,2016,p111
⑪ 杨照:勇敢地为孩子改变,时报文化出版社,2016,p139
⑫ 杨照:勇敢地为孩子改变,时报文化出版社,2016,p140
⑬ 杨照:勇敢地为孩子改变,时报文化出版社,2016,p087
⑭ 杨照:勇敢地为孩子改变,时报文化出版社,2016,p089
⑮ 这里所指的「知识」不是为应试而准备的资讯(WHAT),而是为解决实际问题而准备的基础性理解(HOW & WHY)。
⑯ 杨照:别让孩子继续错过生命这堂课,时报文化出版社,2015,p162
⑰ 杨照:勇敢地为孩子改变,时报文化出版社,2016,p120
⑱ 杨照:别让孩子继续错过生命这堂课,时报文化出版社,2015,p162
⑲ 网易数读:985大学里,有一群自称废物的小镇做题家,微信公众号文章
⑳ 知乎:为什么农村出来的大学生很多混得比较差?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67341371?
㉑ 杨照:勇敢地为孩子改变,时报文化出版社,2016,p050
㉒ 杨照:勇敢地为孩子改变,时报文化出版社,2016,p053
㉓ 杨照:勇敢地为孩子改变,时报文化出版社,2016,p056
㉔ 杨照:别让孩子继续错过生命这堂课,时报文化出版社,2015,p040
㉕ 杨照:勇敢地为孩子改变,时报文化出版社,2016,p052
㉖ 杨照:别让孩子继续错过生命这堂课,时报文化出版社,2015,p042
㉗ 详见:由“分科总分”到“分项加权计分” ——关于高考模式的讨论,leungtong.com/28
㉘ 这里只是粗略举例,具体实践可以做得更细致更科学。
㉙ 杨照:别让孩子继续错过生命这堂课,时报文化出版社,2015,p246
㉚ 詹姆斯·卡斯:有限与无限游戏,电子工业出版社,2013,p023
㉛ 詹姆斯·卡斯:有限与无限游戏,电子工业出版社,2013,p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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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伪的,不是教育 —— 读《勇敢地为孩子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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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梁栋﹝LeungTong﹞
 

如其副题,这本书是写给家长们的一封长信。很有趣,我们会谈论教育体制的种种不是(国家/社会层面),我们会鼓励自主学习与终身学习(学生/个人层面),但我们鲜少讨论「家长」对教育的影响。按我们对教育的理解,教育不过就是「学」所考的知识,以及「考」所学的知识。实施主体当然是学校老师与学生,家长更像是一个「保姆」。然而,当我们深入考察整个教育与社会文化,家长却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角色,他们左右着我们对教育的正常认知与具体实践。不得不察的是,所有主导了、参与了教育改革与实践的人,都有着一个共同的身份,就是「家长」。当「家长」这层身份,因这个群体、因这般的社会文化,内化为一种隐性的教育思维(文化),它所产生的影响如此深远,也如此隐蔽。

序中,杨照写道:我一直努力不要用台湾「家长」的身份与习惯,来看待台湾的教育。做为「家长」,我们的习惯是先问:「怎样对我们家的孩子最好、最有利?」。一般正常的时候,我们对于政治、社会有真切的关怀和深刻的观察,而一旦变换身份,成了「家长」,便立即像变了个人似的,不由分说地采取纯粹自私,只考虑自家孩子分数、名次的态度,不再关心正义判断,只要对自己孩子好的就是好的。① 这份自私,或许可以理解,但是,这真的是「为孩子好」,真的能「为孩子好」吗?缺乏真诚的、勇敢的、全景式的教育思考,我们能否拥有一个长远的、有利于孩子身心成长的教育愿景?

作为总编辑的余宜芳在序中写道:台湾教育真正的「关键痛点」在于家长观念(或说普遍的社会认知)。台湾的教改之所以「失败」,再怎么想方设法去改变考试制度、评分方法、课程纲要,孩子一样为了争取好成绩天天补习,一样在斤斤计较分数中斫伤志气与襟怀,一样为了荒谬的考试制度学会应付与作假。如果家长始终不能体认教育的本质,在于尊重孩子天赋资质与兴趣的差异,而非放在同一套标准衡量;如果家长始终顺服不合理、不公正的游戏规则,希望孩子「吃苦当吃补」;如果家长只相信考试排名,只相信考上好学校就代表好未来,这些观念不改变,我们的教育永远只是换汤不换药,一代一代制造痛苦的学生,制造毕业就讨厌读书、惰于思考的公民。②

在《勇敢地为孩子改变》,杨照首先谈到的是家长心态(观念)的改变。困难的是,很多时候,家长不是以教育思考教育,而是将教育视为「利益场」。怎样对我们家的孩子最好、最有利,这才是家长们所关心的。于是,家长们以一种矛盾的心理对待教育改革,他们对当下教育最有体会,希望改革却也害怕改革。改革带来的利害关系是不明朗的,冲撞体制的后果更是不明智,最后,还是维持现状吧,这是最安全的方式。如杨照之言,几十年来,面对教育,最常见的态度就是指望制度上改变、政策上改变、教法上改变 …… 总而言之,就是希望由别人来进行改变、执行改变。③ 一直以来,我们期望用制度来改变观念,但是,杨照不相信这样的可能性,杨照相信观念会扭曲制度,认为如果不能勇敢地尝试改变社会观念,尤其是家长的观念,什么样的制度都不可能达到原本期待的结果。④

一直以来, 我们关于教育的理解,就是建立在分数与排名的竞争架构之下,潜意识里,教育关乎资源 ⑤ 的争夺,这足以让家长们时刻绷紧神经。杨照认为,不改变家长的观念与态度,制度、政策、教法上再怎么改变,最终都敌不过那股畸形的自私竞争性。⑥ 书中,杨照谈到他与朋友盛治仁的讨论,做为家长,盛治仁并不认可杨照所主张的方式方法,他认为,更可行的做法是:让孩子知道台湾这样的教育是有问题的,但同时要求他们还是应该要具备应付考试的能力,孩子不需要认同考试,但可以将考试视为试炼,学习如何通过试炼,得到人格与能力的成长。⑦ 这类看法有着相当的代表性,做为学生,我们常被告知,不管愿不愿意,不管喜不喜欢,形势比人强,我们要学会妥协,学会逆来顺受,这就是唯一出路。

对此,杨照提出两个疑问:第一,我们为什么要设计出一种教育制度,不是从正面让孩子学习、成长,而是从负面让他忍耐,像打仗一样,才获得人格与能力的成长?第二,让孩子在教育过程中,长期压抑、忍耐、应付考试,就算因为这样得到了人格与能力的成长,他们究竟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换来这样的成长?划得来吗?⑧ 杨照的质疑,无疑是对家长犬儒心态的有力回应。是的,为什么我们不能有更好的选择、更积极的改变?为什么我们永远只能选择苟且?杨照提到了「机会成本」:如果我们的孩子,不用将精神、时间耗费在应付这些考试的话,他们的精神、时间可以换来做什么、学什么?他们丧失了怎样的机会,可以学到更多、成长得更丰富?⑨ 在接下来的章节,杨照详细列举了其女儿远赴德国学习和留在台湾备考之间的机会成本,这个成本是,生命成长的机会。

然而,我们并不懂得,也不在乎生命的机会成本,因为我们的教育想象、生活想象如此狭隘,如此贫乏,我们只会把人生理解为贫瘠的单线程的事务清单。我们人手一份「时间表」,什么年龄就该做什么事情。我们被告知,寒窗十年,唯一的任务就是读书,考上好大学。终于,考完了,解脱了,我们把课本、把教辅资料撕个稀巴烂。我们花了那么多的时光,花了那么多的精力,最终学到的,是这样一种对待知识的态度。这些年,我们学到了什么,我们失去了什么?

如杨照所述:我们的教育培养出来最坚固的立场,就是为分数而学、为名次而学,为升学而学,终极为求职谋生、升官发财而学。通通都是「为人之学」,从来不曾为自己学,为了享受知识与能力本身而学,为了让自己成为一个更有知识、更有能力、更有品味、更高贵的人而学。⑩ 在应试体制之下,我们未曾在求索知识的过程中获得智识的愉悦,于是,渐渐对「学习」失去兴趣。分数、名次、升学、就业,所有这些外在的目的如何让学生产生求知的兴趣?最后,我们都失去了思考的习惯与思考的能力,更糟糕的是,这形成了一种恶性的循环:我们从来不曾享受过知识、学习的乐趣,离开学校就不愿再追求知识、再学习,也就自以为是地剥夺了一下代「为了自己」去学习、去享受的宝贵机会。⑪ 完成学业,取得一纸文凭,家长们还会鼓励孩子读书、学习吗?不会。他们会告诉你,下阶段唯一的任务就是结婚生子。我们就是在这样的单线程的事务清单中,耗尽生活的动能。

书中,杨照批评台湾教育,以及主流社会价值,从来不教孩子「自我标准」,也不鼓励孩子在任何领域中追求、体会「至高标准」。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教育,习惯给孩子灌输种种「外在标准」,什么样的分数、什么样的工作、什么样的薪水,告诉孩子要依照这些「外在标准」调整自己的行为,在他们看来,这样才有「前途」。杨照写道:我们从来不鼓励孩子记取、追求任何知识或技能上的顶峰经验。不是对别人炫耀,而是记在自己的心中、身体里,成为一辈子的力量。那力量是「品味的执着」,「我知道这件事可以做到这么好、这么高,我知道自己曾经接近那个最好、最高的境界,我绝对不愿忘掉这个经验,我会用这个标准来衡量这个世界、衡量我自己,因而有些事我就再也不想做、再也不可能降低标准去做了。」⑫ 这是多么可贵的生活品格,而我们未曾意识到。

此外,为外在的目的而学习,我们只会对标准答案感兴趣,在杨照看来,标准答案是「思考」的最大敌人。真正意义上的思考,不会满足于「什么是」、「是什么」的答案,而是进一步追问 WHY和HOW。但是,永远都要有标准答案的考试,会有意或无意地阻止这样的发问。因为,当我们开启思考,从不同方向、不同层次去解析问题,求索之答案必然呈现差异性,而这,该如何评分呢。杨照认为,这样的教育教出来的人,面对任何事情,也就都以为可以有简单的标准答案,固执地认为大家都应该接受这个标准答案,而且拒绝去多想一点,想得更多、更深些。⑬ 在阅读上,套用「万能答案」的习惯让我们渐渐失去文学审美的能力,失去对人性之丰富与矛盾的感知和理解;在写作上,满分作文的套路让我们渐渐失去表达的经验,我们只懂得用对的方法拼凑文字,书中,杨照表达了更深沉的担忧:这样长大的孩子,不只自己没学会如何想、如何表达,更糟的是,他养成了用「作文」的角度去看别人意见的习惯:那都是假的啦,那都是说好听的啦,那都只是「自命清高」的「作文」啦。⑭ 以上这些,只是其一。

更糟糕的,这种以追求标准答案为目标的思维模式,无形之中已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如杨照所言,我们不但在考试上努力追求「标准答案」,而且在生活的许多面向上,都有着对于偏离「标准答案」的恐惧。拾起书本,我们不自觉地问,这书我看得懂吗?面向画作,我们内心自问,艺术我看得懂吗?面对所爱之人,我们还是自问,对面的TA我读得懂吗?面对自己所爱好的事物,我们会问,这事能成功吗,值得付出吗?可是,不去阅读,不去接触,不去理解,不去尝试,我们怎么知道自己懂不懂。多少次,我们尚未尝试,便因「懂不懂」而选择放弃。为此,我们又拒绝了多少生活的可能性。杨照认为:这种大部分人都视为天经地义的态度,其实阻碍了我们接触新事物、新知识,也阻碍了我们从读书中得到许多乐趣。老是严格计较「懂不懂」,结果是让我们只愿意去读已经熟悉的东西,而规避陌生的题材。这种态度的另一项后遗症,是「懂不懂」的焦虑,让我们学不会享受自己摸索书本意义,一知半解,甚至不知不解,但却可以朦胧感受的乐趣。(事实上,)没有「标准答案」的探索,能够带来一种无法取代的自在乐趣。⑮

这般的思维模式,反映在儿童教育上,产生了一种社会现象,杨照称之为「天才儿童症候群」:我们常常用各种形式,鼓励「超龄演出」,「小天才」获得的掌声与注意,往往对小孩自己是破坏,是障碍,而不是祝福与助力。⑯ 杨照认为,一个五岁小孩就能解二次联立方程式,其实并不值得我们鼓励,到了国中,大家都可以习得这样的能力。相反,太早的数学小天才,往往忘记了数学这个专业领域,绝不可能靠解二次联立方程式支撑起来。一个被大人捧成天才的小孩,反而会失去了为自己去追寻数学乐趣的能力,他是为表演而亲近数学,不是为了自己。⑰ 同样地,一个被捧成钢琴小天才的小孩,可能没有意识到,他拥有的其实是稀松平常的能力,是任何一个音乐学院学生都具备的,要真正在音乐领域有所突破、有所贡献,比的不是谁先到达某个高度,而是谁能最终到达最高的那一层境界。⑱

在「混沌大学」的系列课程上,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周海宏分享了类似的看法。⑲ 在分享中,周海宏谈到了音乐欣赏、美感教育、感性素质,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体验幸福是需要素质的,而体验幸福感受的素质却是当前教育所缺失的。周海宏认为,中国教育存在两个问题,一是结构失衡、二是程序失当。我们花了大量时间学了大量重复的、冗余的、无用的东西,相反,那些体验幸福的素质却没有足够的时间得到发展。此外,我们对这些素质的培养也存在着很大的偏差。家长希望孩子学习乐器,寄望器乐考级能得到加分,能增加孩子的竞争机会。然而,很多时候,如周海宏所言,这些考级训练让孩子们学了一门技术(弹琴),恨了一门艺术(音乐欣赏)。林林总总,周海宏提醒家长们,这样的教育,赢在起跑线,输在终点站。

教育之复杂,不在应试本身。通常所批评的,诸如试题比较死板、课堂形式不够新颖等等,其实影响甚微。仅限于教学层面,追求标准答案并没有错。作为竞争社会的个体,努力通过高考这一途径去竞争未来的机会,这也没有问题。我们应当警惕的是,因为短视,因为功利,因为犬儒,因为匮乏的想象力,因为对教育理解的失误,因为对人生规划的失策,我们明明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生活,却偏偏做了傻事,做了错事。上文提及的「超龄演出」、「美感教育」等等便是其中的例子。以学琴为例,周海宏提醒我们,98%的孩子家长并不想让孩子搞专业,99%的孩子是没有搞专业的天赋的,我们只是业余学琴,但接受的却是严苛的枯燥的技术训练,结果一开始就扼杀了兴趣。通过学琴热爱艺术,通过艺术热爱生活,通过生活体验幸福,周海宏认为,这才是99.9%的孩子应该走路线图,可惜很多时候我们都偏离了方向。⑳ 书中,杨照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只有弄清楚各个阶段的教育目的,才可能用对教育方法。㉑

我们还须警惕的是,我们的教育,在实践过程中,为何渐渐失焦,如何层层错位,以及这些失焦、错位,对我们的思维、信念、心理造成了怎样的扭曲。例如,我们的教育一直在无意识地传导「学习无用」的观念:这道题考试不考;副科不重要;连分数、证书都没有,学了干嘛;最后,既然自己看书都可以及格,为什么还要去上课、听课。诸类的意识观念在老师、家长、同学之间,以「言传身教」的方式影响彼此。再如,对标准答案的执迷,塑造的是一元思维模式,当脱离考试体系,回到生动的、多元的、复杂的生活场景,我们往往固执于自己所认同的「标准答案」,只会按自己有限的思维视野来看问题,进而拒绝别人的意见,最后,没有思辨,只有争吵。我们应当反思的是,为什么十几年的教育/学习经验竟没能让我们养成阅读的习惯。为什么我们会讨厌学习。为什么我们没能体味到知识或技能的顶峰经验所带来的愉悦。为什么我们在过去十几年所学到的知识,未能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身边的人,欣赏周遭的生活,却把自己限缩在有限的生活空间。最糟糕的教育,不仅培养了失效的社会个体,更培育了失效的、虚伪的、犬儒的、世故的社会文化。渐渐地,我们陷入了自相关困局,我们无法自省,也就愈加发现不了问题,更加解决不了问题。当我们形成这般的社会文化,我们就要花费极大的社会成本来改变,终究得不偿失。

此外,我们的教育或许需要更诚实一些, 我们的文化也需要更真诚一些。我们真正需要改变的不是课堂上的道德说教,而是社会上、生活中,每个人的言行举止,都可以多一些真诚,少一些虚伪。杨照直言:「说一套、做一套」的教育无法教出正直、诚实的孩子,不合理的教育只会培养出犬儒心态的人民。书中,杨照写道:

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的教育制度,让孩子必须这么早就面对如此的道德挫折?还有究竟我们期待在这种环境里长大的孩子,如何选择、如何建立自己的道德意识?这种环境,摆在他们眼前只有两种选择。如果他要维持相信人的表里如一,相信人应该诚实、应该为自己说的话负责,不可以闪烁欺瞒,那么他就会如我女儿一样,面对「免试升学」的无尽考试,天天愤怒不已,进而受不了、看不起虚伪大人所建构起的台湾社会。要不然,他就得早早学会耸耸肩,世故地接受这一切,对自己说,甚至对同学说:「现实就是这样,不然你要怎样?」不管是两种选择的哪一种,两种选择都必然在他心中种下「犬儒」的种子,使他再也不相信这个社会可以有原则、有公义,甚至使他再也不相信这个社会应该有原则、有公义。㉒

是的。为什么我们会没有意识到不合理的、虚伪的教育所带来的集体道德风险。

杨照在书中呼吁「勇敢地为孩子改变」:家长,才是改变台湾教育的关键!就算我们的孩子注定来不及获得正常教育体制的培养,我们都还是该有志气地努力,替台湾未来出现正常的教育体制尽一份心。杨照希望家长们别再躲在各种自欺欺人的机制中,想象反正我的孩子考试可以考得不错,或我们家有足够条件送孩子出国,就觉得这样的不正常不干我的事,是可以被忍耐的。㉓ 毕竟,教育不只影响自己的孩子,教育决定了这些人长大之后组成一个什么样的社会,而我们都活在这样的社会里。㉔ 这个社会,决定了我们和我们的孩子,明天、未来能不能好好活着,能不能活得有尊严、自在、幸福、不虞匮乏。一个不好的、扭曲的社会里,排名第一和排名最后的人,同样遭殃、痛苦,两者之间的差距,在铺天盖地的集体社会力量摆弄下,相对很小很小。㉕

勇敢地为孩子改变,这似乎是解决当前教育问题的一个出口,毕竟,中国的家长,真的愿意「为孩子改变」。但吊诡的是,只要中国家长永远都在为孩子而改变,为孩子而生活,为孩子而牺牲,我们就永远跳不出这一畸形的文化怪圈。不要为孩子改变,为「自己」改变。给孩子更多的时间和空间,也给自己更多的时间和空间,孩子的成长会因此受益,不全然是因为他们得到了个人空间,重要的是,家长,因为有了更多的个人空间而有了成长,孩子会因你的成长而得以成长。同时,多关心自己的爱人,甚至超过关心自己的孩子,夫妻沟通比父母-子女之间的沟通更重要,这或许会让你的孩子得到更好的成长,融洽幸福的夫妻关系才是最好的教育。少些虚伪,多些阅读,孩子会因你的改变而改变。家长需要与时俱进地更新思维,以便可以在同等的智识层面与下一代沟通。

最后的最后,勇敢地为孩子改变,家长需要有勇气去学习。不是为孩子学习,为自己而学习。

 


注:

① 杨照:勇敢地为孩子改变,时报文化出版社,2016,p012
② 杨照:勇敢地为孩子改变,时报文化出版社,2016,p006
③ 杨照:勇敢地为孩子改变,时报文化出版社,2016,p015
④ 杨照:勇敢地为孩子改变,时报文化出版社,2016,p030
⑤ 不限于教育资源
⑥ 杨照:勇敢地为孩子改变,时报文化出版社,2016,p015
⑦ 杨照:勇敢地为孩子改变,时报文化出版社,2016,p042
⑧ 杨照:勇敢地为孩子改变,时报文化出版社,2016,p042
⑨ `杨照:勇敢地为孩子改变,时报文化出版社,2016,p043-044
⑩ 杨照:勇敢地为孩子改变,时报文化出版社,2016,p084
⑪ 杨照:勇敢地为孩子改变,时报文化出版社,2016,p085
⑫ 杨照:勇敢地为孩子改变,时报文化出版社,2016,p104
⑬ 杨照:勇敢地为孩子改变,时报文化出版社,2016,p098
⑭ 杨照:勇敢地为孩子改变,时报文化出版社,2016,p111
⑮ 杨照:别让孩子继续错过生命这堂课,时报文化出版社,2015,p151
⑯ 杨照:别让孩子继续错过生命这堂课,时报文化出版社,2015,p153
⑰ 杨照:别让孩子继续错过生命这堂课,时报文化出版社,2015,p154
⑱ 杨照:别让孩子继续错过生命这堂课,时报文化出版社,2015,p154
⑲ 周海宏:走近音乐的世界,混沌大学APP,课程上线时间2017-04-01
⑳ 周海宏:走近音乐的世界,混沌大学APP,课程上线时间2017-04-01
㉑ 杨照:勇敢地为孩子改变,时报文化出版社,2016,p050
㉒ 杨照:勇敢地为孩子改变,时报文化出版社,2016,p127
㉓ 杨照:勇敢地为孩子改变,时报文化出版社,2016,p165
㉔ 杨照:勇敢地为孩子改变,时报文化出版社,2016,p166
㉕ 杨照:勇敢地为孩子改变,时报文化出版社,2016,p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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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分科总分”到“分项加权计分” ——关于高考模式的讨论

七月 15th, 2012 § 0 comments § permalink

 
我们现在面对的就是这般的高考制度,其中弊病已无须赘言,问题是,作何改变。

 
最直接的方案是废除高考。然而,这一策略是糊涂的。高考当然可以废除,但学生的分配问题始终存在。在教育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哪些学生应该分配到哪些大学,这不是一个可以逃避的问题。高考制度本身就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而设计的。那些“废除高考”的主张列举了现行高考的诸多弊端,但很少给出一个切实可行的生源分配的策略。可见,“废除高考”并不可取,因为它解决不了问题——生源分配。

 
特别地,如今城市化解构了传统的彼此熟悉的乡土格局,在一个彼此陌生的环境里,如何让“陌生人”相信你的潜在价值,这是所有人都要面对的问题,大家彼此接触不深,了解不多,这时也只能依靠“一纸文凭”了。一些考评制度是必要的。现在的问题是,社会形势及考评制度导致人们错误地做事情,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例如高考,迫使学生成为考试机器,进而泯灭活泼个性,扼杀思想创造力。机器效率虽高,但没有生活,没有文化。如何改变这样的情形,这是制度设计所需要考虑的问题。

 
我们总在寻求答案。通常的做法是,加分政策,自主招生等等。这些策略其实都是一种“妥协”,在现行高考模式禁锢学生思想个性的前提下,它希望通过“加分”来鼓励学生发展特长,通过自主招生来发现有才华但成绩并不出众的学生。愿望如此美好,但现实又如此残酷。高考近乎一种零和游戏,谁都渴望“加分”,而资源、名额却如此有限。于是,公平、虚假、腐败等问题引起关注。而另一方面,学生只关心那些可以“获奖”、可以“加分”的特长。事实上,这并没有改变应试的事实,且扭曲了生动的“个性”,进一步加大了学生的负担。而且,这样的优惠只能属于少数人,显然,它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教育。

 
不难发现,几乎所有的关于高考、教育的思考都是基于“人才选拔”这一基本思路。人们一直在考虑如何选拔人才,人才的标准是什么,等等。基本策略是,先用一个标准来衡量学生,之后给他们排队(依据是分数),然后给各高校各专业“排队”,最后一一对应。作为一种游戏规则,分数高者胜,这是公平的(不考虑当中存在的诸多腐败行为),但这可能会和民主误区一样,用量化的数据来掩盖许多更为关键的问题。高考不应只是一个公平的游戏规则,它还必须为教育着想,必须体现教育的意义。

 
我们当前常常谈论的“教育公平”跟教育无关。对很多人来说,他们并不关心公平,并不在乎教育质量,虽然他们总在呼吁教育公平和教育改革,他们只是生怕自己在日后的利益分配中处于不利的地位。如此而已。高考能让人公平地跻身上流,拥有更高的地位,更好的资源,更多的机会。不难理解,为何弱势人群尤为看重教育公平。也不难理解,为什么“60分万岁”,为什么大学精神丢失,为什么大学学术氛围如此冷淡,为什么应试思维在大学依然盛行,为什么素质教育难以落实。人们真正在乎的是教育所提供的一纸文凭,而当我们的目标是一纸文凭时,我们就会以最经济的方式去实现它,学术,思想,创新,德性等等都不属于这一“经济”方式。应试才是硬道理。那些“公平”,“素质”,“人才”,诸如此类,显得何等虚伪。

 
如今,人才观念已被滥用,现在所谓的人才是“定义”出来的,而不是“做”出来的。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既然世上无所谓资源和垃圾,放对位置的垃圾也是资源,那么人又何尝不是。中国要实现人力资源的优势,就必须“放对位置”,实现人才的优化配置。对此,现行高考模式无能为力。

 
假设男a和女a?擅长跳芭蕾舞;男b和女b擅长跳踢踏舞;男c和女c?擅长跳迪斯科;男d和女d?擅长跳街舞。显然,最佳配对应该是:男a和女a,男b和女b,男c和女c?,男d和女d?。然而,高考的操作是这样的:用一个标准来衡量男选手,给男选手进行排队。例如:d,c,b,a。同样,对女选手进行排队,可能是,a,b,c,d。这样,配对的结果便是:男d和女a,男c和女b,男b和女c,男a和女d。显然,这不是最佳配对。

 
通常我们的考核方式无非是“3+x+综合”或“3+大综合”,如此等等,这些考试都有一个明确的学科界限,例如语文、数学、物理,等等。每一科都有很多小项,而这些小项对于所有的专业都是“平等”的。显然,这并不合理。不同的小项对不同的专业,其重要性是不一样的。粗略地说,诗歌鉴赏对文学专业是重要的,但对理工科就不是那么重要。其他亦此。既然不同专业对不同小项的要求不同,那么,它在考察学生的时候,不同小项之间是“不平等”的。这种不平等性可以通过权值体现出来。针对一份试卷,不同的专业根据自身的特点,给各小项设置不同的权值。这样,整个考试流程并不需要作出太多的改变,只是在最后统计分数的时候引入权值。在不同专业所设置的权值下,一名考生所对应的分数是不一样的。一名学生在某些专业的排名很低,但在另一些专业的排名却可能很高。有理由相信,这些考分较高,排名靠前的专业是适合该学生的。可见,这一改变虽小,但产生的效果却大不一样,它不再是“用一种眼光、一种标准来评判学生”,相反,它是用“各种专业的眼光”来判断一名学生,它得出的结论不是“谁比谁强”,而是,“谁更适合什么专业”。

 
在这种情况下,分数和排名并不会对学生造成太多的压力。只要他发挥天赋,付出努力,他便能在某种权值下找到自己的优势。如果不能,那还能有何抱怨呢。由于权值效应,个性、特长成为一种优势策略,特别地,这种个性特长是全面而开放的,尤其不是往年推行素质教育所带来的“钢琴书法”等肤浅个性。无须参加奥数,无须报读特长班,只需活出最真实的自己,最真实的自己才是最自然的、最可爱的个性,这些个性可以在某些权值下被放大,成为自己的优势。学生不需要强迫自己去塑造一个所谓的“个性”,他可以尽情学习自己所喜欢的东西。

 
一般说来,一个人所喜欢的往往是他所擅长的,而他所擅长的也往往是他所喜欢的。越是喜欢、越是擅长,越是深入地钻研,那么,他在某一方面、某一领域就拥有更广和更深的理解,从而在高考中建立更大的优势,考取自己所喜欢、所擅长的专业。显然,这样的结果更为圆满。

 
如果一名考生在多个专业都名列前茅,那么,他将可能收到多个学校的邀请,此时,他可以基于个人的考虑来选择学校。这样,高校不再凌驾于学生之上。学校和学生是双选的。这意味着,一所高校要吸收更好的人才,它就必须不断提高自身的教学水平,提供更好的资源和服务。而且,各高校(尤其是实力较弱的学校)应办出特色,以更好地吸引人才。当然,必须指出的是,这也可能让高校更腐败、更功利、更虚假、更形式主义。

 
最重要的是,这一模式能够通过权值的设置,实现人才的优化配置。

 
当然,这一模式也有着以下几点顾虑:

 
1.全面性发展的问题。

 
由于权值的存在,考生可能放弃学习某些权值较低(对他所喜欢的专业而言)的知识。这样的担忧是有道理的。现在为了学生的全面发展,我们实行通识教育,而事实上,目的似乎也没有达到,很多知识考完即忘。其实,如果我们真正去做事情,我们很快就会意识到,知识的全面性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把事情做通做好。博而不精或精而不博恰恰是由于剥夺学生学习自由所造成的恶果。在现行应试模式下,学生不可能把时间和精力投入自己所喜欢的事情,只能将自己束缚于象牙塔,远离生活。当某知识不能对生活有持久贡献,那么,它就只是应付性的,于是,学了考,考了忘,忘了学,如是重复。

 
另一方面,考试总是竞争性的,权值虽低,但依然可以影响排名。在纯粹的应试策略上,全面学习依然重要,只是轻重有别。

 
2.这一模式在操作性上比较繁琐。

 
相较于现有模式,它将会涉及到更多的细节问题,录取周期也更长。但这是值得的。既然考生为了一次高考而寒窗十年,为什么我们就不能认真一点,负责任一点呢。为什么必须在极短时间内完成录取工作,为什么所有学校都必须在9月份开学?我的想法是,在高中与大学之间可以有半年的缓冲期,期间可以更充分地考虑生源的优化分配,让学校更了解学生,也让学生更了解学校。同时,在此期间,可以让学生更深入地接触社会,了解社会,这样,进入大学后,学生便可以更针对性地,更有目的地学习、实践。如果可能,可以让发达地区的学生到贫困地区,让欠发达地区的学生到发达地区生活体验。

 
以上便是我对高考模式的一种设想。任何一种制度设计都有其固有的缺陷。以上设想在具体实施中也必定面临各种难题。但是,我依然相信,“人才配置”的思路优于“人才选拔”,因为,它更具包容性,它是以各种眼光,而不是一种眼光来审视学生。它尊重每个学生的不同个性和才华,并且让学生的个性和才华成为制度下的一种优势,这点无比重要。只有当个性和才华成为制度下的优势,学生方可自由地发展,真正深入地“做事情”。而只有“做事情”,中国才有可能涌现“大师”,大师不是培养出来,而是“做事情”做出来的。要回答钱学森之问,就要让学生能够安心地“做事情”。

 
我国的基础教育被认为是最好的,诸多测评都证明了这点。但基础好是不足够的。比方说,如果让我们欣赏一座房子,我们大概不会说,这房子很牢固,地基很好。我们会在外形设计,空间布置等方面做出评价。这些才是我们真正关心的。一座房子,如果设计得不合理,不人性化,那么,再牢固又有何用呢?我们教育面临问题是,有了好的地基,却设计不出好的房子,而我们真正需要的却是房子而不是地基。我们的确有着扎实的知识,但我们对学科、对社会、对生活贡献了什么。如果知识不能兑换为对生活的贡献,那么,再多的知识又有何用呢?进一步地,如果不能做出贡献,我们又如何奢求大师呢。西方虽然“地基”稍差,但他们却能设计出好的房子。当然,中国并不缺乏创造力,中国并不是不能设计出好的房子,而是,在我国,“地基”比“房子”值钱。高考是一种规则,而一种规则意味着一种最优的策略。我们对高考制度的设计,就是要让“房子”比“地基”值钱,让好“房子”成为制度下的一种最佳策略。

 
制度是重要的,因为制度能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形势”,但制度也是有局限的,因为影响“形势”的因素很多。人不会服从制度,但会屈服于形势。教育之难不在于制度,今天,应试已然成为一种文化,而不仅仅是一项制度。制度的改变是容易的,但要改变文化则很难。总的说,教育问题终究还是社会问题。如果想仅仅依靠教育的手段去改变病难深重的中国教育,这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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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发表于 中思网 ,2011.07.01

链接:SINOTH/LeungTong



“人才选拔”和“资源配置”

七月 15th, 2012 § 0 comments § perma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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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高考”的存废,高考加分等问题,一直争论不休。

 
实际上,“高考存废”本身就是个伪问题。因为,无论争论的结果如何,事实结果是,不能没有高考。主要原因是,学生的分配问题始终存在。也就是说,假如高考真的被废除了,那么“高考问题”当然也就不复存在,但“哪些学生应该分配到哪些大学”,这个问题依然存在。而高考制度就是为解决这一问题而被设计出来的。应该说,现行的高考制度还是比较公平的。至少,贫困家庭的孩子还有实现大学梦想的可能。(收费等问题另论,这不属于高考制度)可见,解决“高考问题”的关键,并不是简简单单的“存”或“废”就能解决的。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根本途径,高考问题的解决在于“制度改革”。

 
高考制度本身有许多不足之处,其中一个公认的弊端是,束缚学生个性发展和综合素质的提高。于是,高考制度中引入了“加分制度”。可是,这一做法依然带来了不少争议。如公平问题,虚假问题,等。这里不再赘述。这就是中国教育所面临的窘境。同时,人们开始质疑:中国现行高考制度能否选拔真正的人才。正如我的一位老师所说,现在的高分生已不是“考”出来的,而是“熬”出来的。通过成千上万套试题,把大脑变成高效的考试机器。

 
不过,在我看来,这还不是高考制度的最大失误。其实,高考制度的致命错误并不是“能否选拔人才”,而是,现行的高考制度几乎不可能做到“人才资源的优化配置”。即使“人才”被选拔出来,如果不能优化其配置,那又有什么用呢?

 
现行高考制度的思路是:

 
用一个标准来衡量学生,之后给他们排队(依据就是分数)。然后给各高校各专业进行排队。最后,一一对应,排在最前面的学生和排在最前面的学校和专业“结成良缘”。问题就出在这。这种配置方法不可能“优化资源配置”。

 
举一例子:舞伴配对。

 
假设男a和女a 擅长跳芭蕾舞;男b和女b擅长跳踢踏舞;男c和女c 擅长跳迪斯科;男d和女d 擅长跳街舞。显然,最佳配对应该是:男a和女a,男b和女b,男c和女c ,男d和女d 。

 
然而,高考制度的思路并不是这样的。中国教育这样操作:用一个标准来衡量男选手,看那位男选手跳得好(从不考虑哪种舞蹈跳的好,哪种跳得不好),对男选手进行排队。例如:d,c,b,a。同样,对女选手进行排队,可能是,a,b,c,d。这样,配对的结果便是:男d和女a,男c和女b,男b和女c,男a和女d。这样能把舞跳好吗?这是最优配对吗?显然不是。

 
过去,人们一直在考虑如何选拔人才,人才的标准是什么,却很少想过如何“配置人才资源”。人们凭直觉就默认,分数高的学生就应该被最好学校录取,关键是如何“选人才”,但上例已证明,这不是最好的录取方法。一个好的高考制度将是:让“具有某兴趣和天赋的学生”分配到“能让他兴趣和天赋得到最大发挥的学校”。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教育的一大失误。因此,今后高考制度的改革必须把这一问题考虑在内,而且必须是优先考虑问题。因为,世上无所谓“资源”和“垃圾”,放对位置的“垃圾”也是“资源”。

 
以上仅仅是对“高考制度”的讨论,中国教育的改革仍有很多事情要做。不过,中国教育的希望却不是“制度改革”。我在《学习主义构想》中已经证明,把希望寄托于制度改革,就等于放弃“希望”。因为教育改革的目标是,让学生学习更具自主性和创造性,而当我们把希望都寄托于制度改革时也就实际放弃了学习自主权。而这又恰恰和教育改革的目标相悖。

 
实际上,中国教育的希望在于学生,关键是学习模式的改变(详见我拙著《学习主义构想》)。而根本是“生活意识”的回归。如果学生没有生活意识,没有生活的渴望感,没有生活想象力,没有生活创造力,中国教育就不可能成功。遗憾的是,“生活”正从学生身边消失。各种成龙成凤计划,让孩子们糊里糊涂地走上了一条和天性和生活相悖的道路。没有生活感觉,没有生活创造力,何以拥有幸福的未来?

 
教育不是为了“培养人才”,而是“成就一种生活”,帮助学生实现他所向往的属于他自己的,丰富饱满的,有意思有意义的幸福生活。这才是教育的根本目的,也是国家发展的根本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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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发表于 中思网 ,2009.06.5

链接:SINOTH/LeungT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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