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分科总分”到“分项加权计分” ——关于高考模式的讨论

七月 15th, 2012 § 0 comments § permalink

 
我们现在面对的就是这般的高考制度,其中弊病已无须赘言,问题是,作何改变。

 
最直接的方案是废除高考。然而,这一策略是糊涂的。高考当然可以废除,但学生的分配问题始终存在。在教育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哪些学生应该分配到哪些大学,这不是一个可以逃避的问题。高考制度本身就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而设计的。那些“废除高考”的主张列举了现行高考的诸多弊端,但很少给出一个切实可行的生源分配的策略。可见,“废除高考”并不可取,因为它解决不了问题——生源分配。

 
特别地,如今城市化解构了传统的彼此熟悉的乡土格局,在一个彼此陌生的环境里,如何让“陌生人”相信你的潜在价值,这是所有人都要面对的问题,大家彼此接触不深,了解不多,这时也只能依靠“一纸文凭”了。一些考评制度是必要的。现在的问题是,社会形势及考评制度导致人们错误地做事情,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例如高考,迫使学生成为考试机器,进而泯灭活泼个性,扼杀思想创造力。机器效率虽高,但没有生活,没有文化。如何改变这样的情形,这是制度设计所需要考虑的问题。

 
我们总在寻求答案。通常的做法是,加分政策,自主招生等等。这些策略其实都是一种“妥协”,在现行高考模式禁锢学生思想个性的前提下,它希望通过“加分”来鼓励学生发展特长,通过自主招生来发现有才华但成绩并不出众的学生。愿望如此美好,但现实又如此残酷。高考近乎一种零和游戏,谁都渴望“加分”,而资源、名额却如此有限。于是,公平、虚假、腐败等问题引起关注。而另一方面,学生只关心那些可以“获奖”、可以“加分”的特长。事实上,这并没有改变应试的事实,且扭曲了生动的“个性”,进一步加大了学生的负担。而且,这样的优惠只能属于少数人,显然,它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教育。

 
不难发现,几乎所有的关于高考、教育的思考都是基于“人才选拔”这一基本思路。人们一直在考虑如何选拔人才,人才的标准是什么,等等。基本策略是,先用一个标准来衡量学生,之后给他们排队(依据是分数),然后给各高校各专业“排队”,最后一一对应。作为一种游戏规则,分数高者胜,这是公平的(不考虑当中存在的诸多腐败行为),但这可能会和民主误区一样,用量化的数据来掩盖许多更为关键的问题。高考不应只是一个公平的游戏规则,它还必须为教育着想,必须体现教育的意义。

 
我们当前常常谈论的“教育公平”跟教育无关。对很多人来说,他们并不关心公平,并不在乎教育质量,虽然他们总在呼吁教育公平和教育改革,他们只是生怕自己在日后的利益分配中处于不利的地位。如此而已。高考能让人公平地跻身上流,拥有更高的地位,更好的资源,更多的机会。不难理解,为何弱势人群尤为看重教育公平。也不难理解,为什么“60分万岁”,为什么大学精神丢失,为什么大学学术氛围如此冷淡,为什么应试思维在大学依然盛行,为什么素质教育难以落实。人们真正在乎的是教育所提供的一纸文凭,而当我们的目标是一纸文凭时,我们就会以最经济的方式去实现它,学术,思想,创新,德性等等都不属于这一“经济”方式。应试才是硬道理。那些“公平”,“素质”,“人才”,诸如此类,显得何等虚伪。

 
如今,人才观念已被滥用,现在所谓的人才是“定义”出来的,而不是“做”出来的。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既然世上无所谓资源和垃圾,放对位置的垃圾也是资源,那么人又何尝不是。中国要实现人力资源的优势,就必须“放对位置”,实现人才的优化配置。对此,现行高考模式无能为力。

 
假设男a和女a?擅长跳芭蕾舞;男b和女b擅长跳踢踏舞;男c和女c?擅长跳迪斯科;男d和女d?擅长跳街舞。显然,最佳配对应该是:男a和女a,男b和女b,男c和女c?,男d和女d?。然而,高考的操作是这样的:用一个标准来衡量男选手,给男选手进行排队。例如:d,c,b,a。同样,对女选手进行排队,可能是,a,b,c,d。这样,配对的结果便是:男d和女a,男c和女b,男b和女c,男a和女d。显然,这不是最佳配对。

 
通常我们的考核方式无非是“3+x+综合”或“3+大综合”,如此等等,这些考试都有一个明确的学科界限,例如语文、数学、物理,等等。每一科都有很多小项,而这些小项对于所有的专业都是“平等”的。显然,这并不合理。不同的小项对不同的专业,其重要性是不一样的。粗略地说,诗歌鉴赏对文学专业是重要的,但对理工科就不是那么重要。其他亦此。既然不同专业对不同小项的要求不同,那么,它在考察学生的时候,不同小项之间是“不平等”的。这种不平等性可以通过权值体现出来。针对一份试卷,不同的专业根据自身的特点,给各小项设置不同的权值。这样,整个考试流程并不需要作出太多的改变,只是在最后统计分数的时候引入权值。在不同专业所设置的权值下,一名考生所对应的分数是不一样的。一名学生在某些专业的排名很低,但在另一些专业的排名却可能很高。有理由相信,这些考分较高,排名靠前的专业是适合该学生的。可见,这一改变虽小,但产生的效果却大不一样,它不再是“用一种眼光、一种标准来评判学生”,相反,它是用“各种专业的眼光”来判断一名学生,它得出的结论不是“谁比谁强”,而是,“谁更适合什么专业”。

 
在这种情况下,分数和排名并不会对学生造成太多的压力。只要他发挥天赋,付出努力,他便能在某种权值下找到自己的优势。如果不能,那还能有何抱怨呢。由于权值效应,个性、特长成为一种优势策略,特别地,这种个性特长是全面而开放的,尤其不是往年推行素质教育所带来的“钢琴书法”等肤浅个性。无须参加奥数,无须报读特长班,只需活出最真实的自己,最真实的自己才是最自然的、最可爱的个性,这些个性可以在某些权值下被放大,成为自己的优势。学生不需要强迫自己去塑造一个所谓的“个性”,他可以尽情学习自己所喜欢的东西。

 
一般说来,一个人所喜欢的往往是他所擅长的,而他所擅长的也往往是他所喜欢的。越是喜欢、越是擅长,越是深入地钻研,那么,他在某一方面、某一领域就拥有更广和更深的理解,从而在高考中建立更大的优势,考取自己所喜欢、所擅长的专业。显然,这样的结果更为圆满。

 
如果一名考生在多个专业都名列前茅,那么,他将可能收到多个学校的邀请,此时,他可以基于个人的考虑来选择学校。这样,高校不再凌驾于学生之上。学校和学生是双选的。这意味着,一所高校要吸收更好的人才,它就必须不断提高自身的教学水平,提供更好的资源和服务。而且,各高校(尤其是实力较弱的学校)应办出特色,以更好地吸引人才。当然,必须指出的是,这也可能让高校更腐败、更功利、更虚假、更形式主义。

 
最重要的是,这一模式能够通过权值的设置,实现人才的优化配置。

 
当然,这一模式也有着以下几点顾虑:

 
1.全面性发展的问题。

 
由于权值的存在,考生可能放弃学习某些权值较低(对他所喜欢的专业而言)的知识。这样的担忧是有道理的。现在为了学生的全面发展,我们实行通识教育,而事实上,目的似乎也没有达到,很多知识考完即忘。其实,如果我们真正去做事情,我们很快就会意识到,知识的全面性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把事情做通做好。博而不精或精而不博恰恰是由于剥夺学生学习自由所造成的恶果。在现行应试模式下,学生不可能把时间和精力投入自己所喜欢的事情,只能将自己束缚于象牙塔,远离生活。当某知识不能对生活有持久贡献,那么,它就只是应付性的,于是,学了考,考了忘,忘了学,如是重复。

 
另一方面,考试总是竞争性的,权值虽低,但依然可以影响排名。在纯粹的应试策略上,全面学习依然重要,只是轻重有别。

 
2.这一模式在操作性上比较繁琐。

 
相较于现有模式,它将会涉及到更多的细节问题,录取周期也更长。但这是值得的。既然考生为了一次高考而寒窗十年,为什么我们就不能认真一点,负责任一点呢。为什么必须在极短时间内完成录取工作,为什么所有学校都必须在9月份开学?我的想法是,在高中与大学之间可以有半年的缓冲期,期间可以更充分地考虑生源的优化分配,让学校更了解学生,也让学生更了解学校。同时,在此期间,可以让学生更深入地接触社会,了解社会,这样,进入大学后,学生便可以更针对性地,更有目的地学习、实践。如果可能,可以让发达地区的学生到贫困地区,让欠发达地区的学生到发达地区生活体验。

 
以上便是我对高考模式的一种设想。任何一种制度设计都有其固有的缺陷。以上设想在具体实施中也必定面临各种难题。但是,我依然相信,“人才配置”的思路优于“人才选拔”,因为,它更具包容性,它是以各种眼光,而不是一种眼光来审视学生。它尊重每个学生的不同个性和才华,并且让学生的个性和才华成为制度下的一种优势,这点无比重要。只有当个性和才华成为制度下的优势,学生方可自由地发展,真正深入地“做事情”。而只有“做事情”,中国才有可能涌现“大师”,大师不是培养出来,而是“做事情”做出来的。要回答钱学森之问,就要让学生能够安心地“做事情”。

 
我国的基础教育被认为是最好的,诸多测评都证明了这点。但基础好是不足够的。比方说,如果让我们欣赏一座房子,我们大概不会说,这房子很牢固,地基很好。我们会在外形设计,空间布置等方面做出评价。这些才是我们真正关心的。一座房子,如果设计得不合理,不人性化,那么,再牢固又有何用呢?我们教育面临问题是,有了好的地基,却设计不出好的房子,而我们真正需要的却是房子而不是地基。我们的确有着扎实的知识,但我们对学科、对社会、对生活贡献了什么。如果知识不能兑换为对生活的贡献,那么,再多的知识又有何用呢?进一步地,如果不能做出贡献,我们又如何奢求大师呢。西方虽然“地基”稍差,但他们却能设计出好的房子。当然,中国并不缺乏创造力,中国并不是不能设计出好的房子,而是,在我国,“地基”比“房子”值钱。高考是一种规则,而一种规则意味着一种最优的策略。我们对高考制度的设计,就是要让“房子”比“地基”值钱,让好“房子”成为制度下的一种最佳策略。

 
制度是重要的,因为制度能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形势”,但制度也是有局限的,因为影响“形势”的因素很多。人不会服从制度,但会屈服于形势。教育之难不在于制度,今天,应试已然成为一种文化,而不仅仅是一项制度。制度的改变是容易的,但要改变文化则很难。总的说,教育问题终究还是社会问题。如果想仅仅依靠教育的手段去改变病难深重的中国教育,这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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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发表于 中思网 ,2011.07.01

链接:SINOTH/LeungTong



制度与制度之外——关于制度的不完备思考

七月 15th, 2012 § 0 comments § permalink

 
如果我们认为,拥有一个健全公正的制度就拥有了一个美好的社会和幸福的生活,那我们就高估了制度的能力和而低估了人的决心。制度是必要的,但仅有制度是不够的。制度能“管人”,但不能“治心”,这是制度的根本性局限。

 
有这么一个案例:一天,公司业务忙,下班后仍有不少员工在埋头苦干,此时天色已晚,于是,部门经理亲自掏钱买来盒饭,大家用餐之后,工作更加来劲了。事后,大家觉得不好意思,于是决定设立一个制度:日后,如有类似情况,由公司统一购买派发给继续加班的员工。然而,当员工再次拿起盒饭,还没吃就开始抱怨:“这叫菜么,是人吃的吗,喂兔子差不多。”这时,大家再也没有之前的劲头了。我想,这很是值得我们玩味。

 
另外,有些东西制度是不能规定的。例如,我们可以要求学生上课不许睡觉,不准交头接耳,但制度不能规定学生必须认真听课,这种规定是可笑的。学生可以守规矩地“看”着黑板,但此时可能心不在焉,魂不附体,“不做与课堂无关的事情”不等于认真听课。可见,在“心”这一形而上的层次,制度是无能为力的。治心须用心。一个国家,一家企业,除健全的制度之外,安人之道才是根本。

 
中国先哲早就意识到了“心”的重要性。“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也,失其心也”( 《孟子》 )。“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 《管子》 )。此类论述在中国古籍中比比皆是,这里不作赘述。对中国历代执政者来说,如何使天下归心,这是他们面临的首要问题。时至今日,“得民心者得天下”依然是中国政治正当性的关键依据。

 
这里,我们不难理解,为何中国最终选择儒家而不是法家或其他。法家能富国强兵以“打”天下,却不能安心乐民以“治天下”。法家设想一个纪律严明,赏惩为准的有序社会,但这仅仅是好生活的条件,此时,生活还没有开始。重要的是,人们并不愿意被法律和纪律所规训,心总是活的。有时,人们或许会遵纪守己,但这并不意味着“接受”,可能是,此时此地,根据现有的“游戏规则”能更有利地获取更大的利益。心向往的是利益,而非规章制度。

 
法家没有给出“治心”的有效方案,真正提出治心方案的是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和孔子的儒家。老子的方案是极端的,他希望通过“灭心”以治心。“绝智弃辩,民利百倍,绝伪弃虑,民复考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故令有所属,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绝学无忧”,“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 《道德经》 )。老子试图以“釜底抽薪”的方式彻底解决“心”的问题,但代价太大,因为一个无心的生活将是穷极无聊的。这注定要失败,谁能忍受一辈子的无聊。

 
不同于老子的消极,儒家方案是积极的,他希望通过“复礼”来改造心灵。众所周知,儒家尤重礼仪,特别是伦理规训,强调习礼修身,以便更好地管理心灵。不过,儒家设想终究令人失望,原因在于:1,相较于高尚道德,人们对蝇头小利更感兴趣;2,儒家注意到了美好情感符合心灵渴求,但“心”须通过生活去滋养,而不是用“礼”来规范;3,后世儒家将“礼”改造成森严的等级制度,限制了心灵自由,这就背离了礼的根本精神,也违背了治心的初衷。

 
周朝灭亡之后,天下分裂,诸侯争霸,战火纷飞,百业荒芜,民不聊生,此后,思想家更关注天下的治乱,统治者更关心政权的稳固,从此,中国政治偏离了周的政治设想。先秦百家在不同角度继承了周思想,但在某种意义上讲,他们都没有深得周思想的精神。后周政治关心的是政权与治乱,而周政治关心的是百姓的健康与幸福,这是完全不同的政治境界。

 
如何治心,周给出了一个极富创造且极其高明的方案,按赵汀阳语:“把家做成天下,同时,把天下做成家”。周的确洞悉了人性,它敏锐地察悟到:心需要呵护,而心最渴求的便是“安”,心需要一种依靠,而人生之中最大的依靠便是“家”。无论境况如何,“家”永远不会抛弃我们,有了家,就有了分担,有了家,就有了情感的寄托,心灵的归属。然而,严格意义上的家是狭小的,“家”需要外推,以满足心“安”的要求,于是,我们中国人到处称兄道弟,讲究哥们情谊,力求人际和谐。心安缘于家安,家安缘于国安,国安缘于天下安,这便是“家-国-天下”这一中国式伦理推进的一个最为重要的根据。为什么我们倡导“爱家、爱国、爱天下”,为什么我们常以大局为重,为什么我们愿意为国家、为集体而牺牲个人利益,正是因为我们要维护一个让心安的家,让家安的国,让国安的天下。(以集体主义/个人主义来叙述中国就完全错了,中国人可以团结得令人惊叹,也可自私得让人绝望。)家是小的天下,天下是大的家,这样,世界在情感上就牢牢地“拽”在一起,也使得“和”理念成为可能。

 
直到今天,对于家,我们依然有着如此强烈的、难以割舍的情怀,不得不承认,周的“家”策略的确是卓尔有效的治心之道,它似乎毫无抗拒地为人民所接受。与诸家方案不同,“家”不仅满足心灵渴求,同时导向了卓越生活,这是周策略得以成功的关键。后来思想家过于重视天下之治乱,无论是“灭心”还是“修心”,都导致了心之死。心之死意味着生活之死,生活之死意味着政治失败。

 
如今,世界已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但“治心”依然是重要的思想命题,它不仅是一种政治需要,同时关乎幸福生活。有序社会是幸福生活的必要前提,健全而公正的制度是有序社会的保证,但制度化的生活是反生活,这点不得不察。制度不能治心,治心须制度之外予以人性关怀。家策略是有效的治心之道,但只是“之一”。人心是微妙的:人心很难改变,但说变就变,人心不容易满足,但深知知足而长乐······人心不死是“危险”的,但人心之死却是有害的,我们就是在这种悖论中创作心所向往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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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发表于 中思网 ,2010.11.25

链接:SINOTH/LeungT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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