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分科总分”到“分项加权计分” ——关于高考模式的讨论

七月 15th, 2012 § 0 comments

 
我们现在面对的就是这般的高考制度,其中弊病已无须赘言,问题是,作何改变。

 
最直接的方案是废除高考。然而,这一策略是糊涂的。高考当然可以废除,但学生的分配问题始终存在。在教育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哪些学生应该分配到哪些大学,这不是一个可以逃避的问题。高考制度本身就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而设计的。那些“废除高考”的主张列举了现行高考的诸多弊端,但很少给出一个切实可行的生源分配的策略。可见,“废除高考”并不可取,因为它解决不了问题——生源分配。

 
特别地,如今城市化解构了传统的彼此熟悉的乡土格局,在一个彼此陌生的环境里,如何让“陌生人”相信你的潜在价值,这是所有人都要面对的问题,大家彼此接触不深,了解不多,这时也只能依靠“一纸文凭”了。一些考评制度是必要的。现在的问题是,社会形势及考评制度导致人们错误地做事情,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例如高考,迫使学生成为考试机器,进而泯灭活泼个性,扼杀思想创造力。机器效率虽高,但没有生活,没有文化。如何改变这样的情形,这是制度设计所需要考虑的问题。

 
我们总在寻求答案。通常的做法是,加分政策,自主招生等等。这些策略其实都是一种“妥协”,在现行高考模式禁锢学生思想个性的前提下,它希望通过“加分”来鼓励学生发展特长,通过自主招生来发现有才华但成绩并不出众的学生。愿望如此美好,但现实又如此残酷。高考近乎一种零和游戏,谁都渴望“加分”,而资源、名额却如此有限。于是,公平、虚假、腐败等问题引起关注。而另一方面,学生只关心那些可以“获奖”、可以“加分”的特长。事实上,这并没有改变应试的事实,且扭曲了生动的“个性”,进一步加大了学生的负担。而且,这样的优惠只能属于少数人,显然,它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教育。

 
不难发现,几乎所有的关于高考、教育的思考都是基于“人才选拔”这一基本思路。人们一直在考虑如何选拔人才,人才的标准是什么,等等。基本策略是,先用一个标准来衡量学生,之后给他们排队(依据是分数),然后给各高校各专业“排队”,最后一一对应。作为一种游戏规则,分数高者胜,这是公平的(不考虑当中存在的诸多腐败行为),但这可能会和民主误区一样,用量化的数据来掩盖许多更为关键的问题。高考不应只是一个公平的游戏规则,它还必须为教育着想,必须体现教育的意义。

 
我们当前常常谈论的“教育公平”跟教育无关。对很多人来说,他们并不关心公平,并不在乎教育质量,虽然他们总在呼吁教育公平和教育改革,他们只是生怕自己在日后的利益分配中处于不利的地位。如此而已。高考能让人公平地跻身上流,拥有更高的地位,更好的资源,更多的机会。不难理解,为何弱势人群尤为看重教育公平。也不难理解,为什么“60分万岁”,为什么大学精神丢失,为什么大学学术氛围如此冷淡,为什么应试思维在大学依然盛行,为什么素质教育难以落实。人们真正在乎的是教育所提供的一纸文凭,而当我们的目标是一纸文凭时,我们就会以最经济的方式去实现它,学术,思想,创新,德性等等都不属于这一“经济”方式。应试才是硬道理。那些“公平”,“素质”,“人才”,诸如此类,显得何等虚伪。

 
如今,人才观念已被滥用,现在所谓的人才是“定义”出来的,而不是“做”出来的。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既然世上无所谓资源和垃圾,放对位置的垃圾也是资源,那么人又何尝不是。中国要实现人力资源的优势,就必须“放对位置”,实现人才的优化配置。对此,现行高考模式无能为力。

 
假设男a和女a?擅长跳芭蕾舞;男b和女b擅长跳踢踏舞;男c和女c?擅长跳迪斯科;男d和女d?擅长跳街舞。显然,最佳配对应该是:男a和女a,男b和女b,男c和女c?,男d和女d?。然而,高考的操作是这样的:用一个标准来衡量男选手,给男选手进行排队。例如:d,c,b,a。同样,对女选手进行排队,可能是,a,b,c,d。这样,配对的结果便是:男d和女a,男c和女b,男b和女c,男a和女d。显然,这不是最佳配对。

 
通常我们的考核方式无非是“3+x+综合”或“3+大综合”,如此等等,这些考试都有一个明确的学科界限,例如语文、数学、物理,等等。每一科都有很多小项,而这些小项对于所有的专业都是“平等”的。显然,这并不合理。不同的小项对不同的专业,其重要性是不一样的。粗略地说,诗歌鉴赏对文学专业是重要的,但对理工科就不是那么重要。其他亦此。既然不同专业对不同小项的要求不同,那么,它在考察学生的时候,不同小项之间是“不平等”的。这种不平等性可以通过权值体现出来。针对一份试卷,不同的专业根据自身的特点,给各小项设置不同的权值。这样,整个考试流程并不需要作出太多的改变,只是在最后统计分数的时候引入权值。在不同专业所设置的权值下,一名考生所对应的分数是不一样的。一名学生在某些专业的排名很低,但在另一些专业的排名却可能很高。有理由相信,这些考分较高,排名靠前的专业是适合该学生的。可见,这一改变虽小,但产生的效果却大不一样,它不再是“用一种眼光、一种标准来评判学生”,相反,它是用“各种专业的眼光”来判断一名学生,它得出的结论不是“谁比谁强”,而是,“谁更适合什么专业”。

 
在这种情况下,分数和排名并不会对学生造成太多的压力。只要他发挥天赋,付出努力,他便能在某种权值下找到自己的优势。如果不能,那还能有何抱怨呢。由于权值效应,个性、特长成为一种优势策略,特别地,这种个性特长是全面而开放的,尤其不是往年推行素质教育所带来的“钢琴书法”等肤浅个性。无须参加奥数,无须报读特长班,只需活出最真实的自己,最真实的自己才是最自然的、最可爱的个性,这些个性可以在某些权值下被放大,成为自己的优势。学生不需要强迫自己去塑造一个所谓的“个性”,他可以尽情学习自己所喜欢的东西。

 
一般说来,一个人所喜欢的往往是他所擅长的,而他所擅长的也往往是他所喜欢的。越是喜欢、越是擅长,越是深入地钻研,那么,他在某一方面、某一领域就拥有更广和更深的理解,从而在高考中建立更大的优势,考取自己所喜欢、所擅长的专业。显然,这样的结果更为圆满。

 
如果一名考生在多个专业都名列前茅,那么,他将可能收到多个学校的邀请,此时,他可以基于个人的考虑来选择学校。这样,高校不再凌驾于学生之上。学校和学生是双选的。这意味着,一所高校要吸收更好的人才,它就必须不断提高自身的教学水平,提供更好的资源和服务。而且,各高校(尤其是实力较弱的学校)应办出特色,以更好地吸引人才。当然,必须指出的是,这也可能让高校更腐败、更功利、更虚假、更形式主义。

 
最重要的是,这一模式能够通过权值的设置,实现人才的优化配置。

 
当然,这一模式也有着以下几点顾虑:

 
1.全面性发展的问题。

 
由于权值的存在,考生可能放弃学习某些权值较低(对他所喜欢的专业而言)的知识。这样的担忧是有道理的。现在为了学生的全面发展,我们实行通识教育,而事实上,目的似乎也没有达到,很多知识考完即忘。其实,如果我们真正去做事情,我们很快就会意识到,知识的全面性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把事情做通做好。博而不精或精而不博恰恰是由于剥夺学生学习自由所造成的恶果。在现行应试模式下,学生不可能把时间和精力投入自己所喜欢的事情,只能将自己束缚于象牙塔,远离生活。当某知识不能对生活有持久贡献,那么,它就只是应付性的,于是,学了考,考了忘,忘了学,如是重复。

 
另一方面,考试总是竞争性的,权值虽低,但依然可以影响排名。在纯粹的应试策略上,全面学习依然重要,只是轻重有别。

 
2.这一模式在操作性上比较繁琐。

 
相较于现有模式,它将会涉及到更多的细节问题,录取周期也更长。但这是值得的。既然考生为了一次高考而寒窗十年,为什么我们就不能认真一点,负责任一点呢。为什么必须在极短时间内完成录取工作,为什么所有学校都必须在9月份开学?我的想法是,在高中与大学之间可以有半年的缓冲期,期间可以更充分地考虑生源的优化分配,让学校更了解学生,也让学生更了解学校。同时,在此期间,可以让学生更深入地接触社会,了解社会,这样,进入大学后,学生便可以更针对性地,更有目的地学习、实践。如果可能,可以让发达地区的学生到贫困地区,让欠发达地区的学生到发达地区生活体验。

 
以上便是我对高考模式的一种设想。任何一种制度设计都有其固有的缺陷。以上设想在具体实施中也必定面临各种难题。但是,我依然相信,“人才配置”的思路优于“人才选拔”,因为,它更具包容性,它是以各种眼光,而不是一种眼光来审视学生。它尊重每个学生的不同个性和才华,并且让学生的个性和才华成为制度下的一种优势,这点无比重要。只有当个性和才华成为制度下的优势,学生方可自由地发展,真正深入地“做事情”。而只有“做事情”,中国才有可能涌现“大师”,大师不是培养出来,而是“做事情”做出来的。要回答钱学森之问,就要让学生能够安心地“做事情”。

 
我国的基础教育被认为是最好的,诸多测评都证明了这点。但基础好是不足够的。比方说,如果让我们欣赏一座房子,我们大概不会说,这房子很牢固,地基很好。我们会在外形设计,空间布置等方面做出评价。这些才是我们真正关心的。一座房子,如果设计得不合理,不人性化,那么,再牢固又有何用呢?我们教育面临问题是,有了好的地基,却设计不出好的房子,而我们真正需要的却是房子而不是地基。我们的确有着扎实的知识,但我们对学科、对社会、对生活贡献了什么。如果知识不能兑换为对生活的贡献,那么,再多的知识又有何用呢?进一步地,如果不能做出贡献,我们又如何奢求大师呢。西方虽然“地基”稍差,但他们却能设计出好的房子。当然,中国并不缺乏创造力,中国并不是不能设计出好的房子,而是,在我国,“地基”比“房子”值钱。高考是一种规则,而一种规则意味着一种最优的策略。我们对高考制度的设计,就是要让“房子”比“地基”值钱,让好“房子”成为制度下的一种最佳策略。

 
制度是重要的,因为制度能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形势”,但制度也是有局限的,因为影响“形势”的因素很多。人不会服从制度,但会屈服于形势。教育之难不在于制度,今天,应试已然成为一种文化,而不仅仅是一项制度。制度的改变是容易的,但要改变文化则很难。总的说,教育问题终究还是社会问题。如果想仅仅依靠教育的手段去改变病难深重的中国教育,这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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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发表于 中思网 ,2011.07.01

链接:SINOTH/LeungT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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