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与制度之外——关于制度的不完备思考

七月 15th, 2012 § 0 comments

 
如果我们认为,拥有一个健全公正的制度就拥有了一个美好的社会和幸福的生活,那我们就高估了制度的能力和而低估了人的决心。制度是必要的,但仅有制度是不够的。制度能“管人”,但不能“治心”,这是制度的根本性局限。

 
有这么一个案例:一天,公司业务忙,下班后仍有不少员工在埋头苦干,此时天色已晚,于是,部门经理亲自掏钱买来盒饭,大家用餐之后,工作更加来劲了。事后,大家觉得不好意思,于是决定设立一个制度:日后,如有类似情况,由公司统一购买派发给继续加班的员工。然而,当员工再次拿起盒饭,还没吃就开始抱怨:“这叫菜么,是人吃的吗,喂兔子差不多。”这时,大家再也没有之前的劲头了。我想,这很是值得我们玩味。

 
另外,有些东西制度是不能规定的。例如,我们可以要求学生上课不许睡觉,不准交头接耳,但制度不能规定学生必须认真听课,这种规定是可笑的。学生可以守规矩地“看”着黑板,但此时可能心不在焉,魂不附体,“不做与课堂无关的事情”不等于认真听课。可见,在“心”这一形而上的层次,制度是无能为力的。治心须用心。一个国家,一家企业,除健全的制度之外,安人之道才是根本。

 
中国先哲早就意识到了“心”的重要性。“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也,失其心也”( 《孟子》 )。“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 《管子》 )。此类论述在中国古籍中比比皆是,这里不作赘述。对中国历代执政者来说,如何使天下归心,这是他们面临的首要问题。时至今日,“得民心者得天下”依然是中国政治正当性的关键依据。

 
这里,我们不难理解,为何中国最终选择儒家而不是法家或其他。法家能富国强兵以“打”天下,却不能安心乐民以“治天下”。法家设想一个纪律严明,赏惩为准的有序社会,但这仅仅是好生活的条件,此时,生活还没有开始。重要的是,人们并不愿意被法律和纪律所规训,心总是活的。有时,人们或许会遵纪守己,但这并不意味着“接受”,可能是,此时此地,根据现有的“游戏规则”能更有利地获取更大的利益。心向往的是利益,而非规章制度。

 
法家没有给出“治心”的有效方案,真正提出治心方案的是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和孔子的儒家。老子的方案是极端的,他希望通过“灭心”以治心。“绝智弃辩,民利百倍,绝伪弃虑,民复考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故令有所属,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绝学无忧”,“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 《道德经》 )。老子试图以“釜底抽薪”的方式彻底解决“心”的问题,但代价太大,因为一个无心的生活将是穷极无聊的。这注定要失败,谁能忍受一辈子的无聊。

 
不同于老子的消极,儒家方案是积极的,他希望通过“复礼”来改造心灵。众所周知,儒家尤重礼仪,特别是伦理规训,强调习礼修身,以便更好地管理心灵。不过,儒家设想终究令人失望,原因在于:1,相较于高尚道德,人们对蝇头小利更感兴趣;2,儒家注意到了美好情感符合心灵渴求,但“心”须通过生活去滋养,而不是用“礼”来规范;3,后世儒家将“礼”改造成森严的等级制度,限制了心灵自由,这就背离了礼的根本精神,也违背了治心的初衷。

 
周朝灭亡之后,天下分裂,诸侯争霸,战火纷飞,百业荒芜,民不聊生,此后,思想家更关注天下的治乱,统治者更关心政权的稳固,从此,中国政治偏离了周的政治设想。先秦百家在不同角度继承了周思想,但在某种意义上讲,他们都没有深得周思想的精神。后周政治关心的是政权与治乱,而周政治关心的是百姓的健康与幸福,这是完全不同的政治境界。

 
如何治心,周给出了一个极富创造且极其高明的方案,按赵汀阳语:“把家做成天下,同时,把天下做成家”。周的确洞悉了人性,它敏锐地察悟到:心需要呵护,而心最渴求的便是“安”,心需要一种依靠,而人生之中最大的依靠便是“家”。无论境况如何,“家”永远不会抛弃我们,有了家,就有了分担,有了家,就有了情感的寄托,心灵的归属。然而,严格意义上的家是狭小的,“家”需要外推,以满足心“安”的要求,于是,我们中国人到处称兄道弟,讲究哥们情谊,力求人际和谐。心安缘于家安,家安缘于国安,国安缘于天下安,这便是“家-国-天下”这一中国式伦理推进的一个最为重要的根据。为什么我们倡导“爱家、爱国、爱天下”,为什么我们常以大局为重,为什么我们愿意为国家、为集体而牺牲个人利益,正是因为我们要维护一个让心安的家,让家安的国,让国安的天下。(以集体主义/个人主义来叙述中国就完全错了,中国人可以团结得令人惊叹,也可自私得让人绝望。)家是小的天下,天下是大的家,这样,世界在情感上就牢牢地“拽”在一起,也使得“和”理念成为可能。

 
直到今天,对于家,我们依然有着如此强烈的、难以割舍的情怀,不得不承认,周的“家”策略的确是卓尔有效的治心之道,它似乎毫无抗拒地为人民所接受。与诸家方案不同,“家”不仅满足心灵渴求,同时导向了卓越生活,这是周策略得以成功的关键。后来思想家过于重视天下之治乱,无论是“灭心”还是“修心”,都导致了心之死。心之死意味着生活之死,生活之死意味着政治失败。

 
如今,世界已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但“治心”依然是重要的思想命题,它不仅是一种政治需要,同时关乎幸福生活。有序社会是幸福生活的必要前提,健全而公正的制度是有序社会的保证,但制度化的生活是反生活,这点不得不察。制度不能治心,治心须制度之外予以人性关怀。家策略是有效的治心之道,但只是“之一”。人心是微妙的:人心很难改变,但说变就变,人心不容易满足,但深知知足而长乐······人心不死是“危险”的,但人心之死却是有害的,我们就是在这种悖论中创作心所向往的明天。

 

……………………………………..
原发表于 中思网 ,2010.11.25

链接:SINOTH/LeungTong





Tagged , ,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

此站点使用Akismet来减少垃圾评论。了解我们如何处理您的评论数据

What's this?

You are currently reading 制度与制度之外——关于制度的不完备思考 at As I am , so I see.

meta

  • 1Tong LEUNG
    post 80s
    Zhanjiang
    major “aha”

  • 关注: 哲学、复杂科学、剧场实验、社会创新。

    PersonalSpace WEIBO/LeungTong
    豆瓣/LeungTong

  • 文章分类 | Categories

  • 微博 | Sina Weibo

  • 知识共享许可协议
    本作品由梁栋﹝LeungTong﹞采用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禁止演绎 4.0 国际许可协议进行许可。

无觅相关文章插件,快速提升流量